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第一人的裴秀是如何在没有精密仪器的帮助下完成地图绘制的( 二 )

在这些绘图技术的基础上，裴秀在258年左右提出了著名的“制图六体”：分率，即比例尺，用“计里画方”的方法来区别面积大小;准望，确定目标物彼此之间的方位;道里，确定路迹的里程数;高下，即遇到高地时要将翻越的路线取下面的水平距离;方邪(斜)，指有湖泊等障碍物阻挡时，道里应取直线为两地距离;迂直，指人迹路径上下迂回曲折时须予以取直。山西测绘志的编纂者之一杨宪光先生指出：“在1700多年前的晋代，能有如此高明的系统论述，无论在中国或是在全世界，都是很了不起的。”
裴秀的“制图六体”在中国沿用千年之久。现存的宋代石刻地图如《禹迹图》等之上，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小方格，即为“计里画方”的体现。直到清末，这种小方格还和经纬线同时成为绘制地图的标准。
杨宪光指出，直到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将采用椭圆投影法绘制的世界地图引入中国，建立在传统“天圆地方”基础上的“制图六体”的地位才开始动摇。
站在“巨人的肩上”
得力于门客的支持
【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第一人的裴秀是如何在没有精密仪器的帮助下完成地图绘制的】裴秀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地图学家。不过也有学者指出，在他的身边，还站着一位杰出的执行者——京相璠。而他“制图六体”的理论，也与无数前人的默默努力分不开。
关于京相璠的记载见于史籍的极少。从《隋书》中可以得知，他是裴秀的门客。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名著《水经注》中写道：“京相璠与裴司空彦季(即裴秀)修《晋舆地图》，作《春秋地名》。”不少研究者都认为，裴秀的《禹贡地域图》等作品，应是他在司空任上，由所属单位完成的。由于他任司空的时间仅三年三个月，如此短的时间，加上当时没有现代仪器工具，工作量浩大，必然需要延请一批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专家来从事具体的工作，京相璠就是其中最得力的人物。
据地理学家刘盛佳的统计，在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提到裴秀的只有一处，且无引文。提到京相璠并引其文的则有76次之多，几乎与另一位被引用的主要对象杜预持平，可见郦道元对京相璠所做工作的重视。
关于裴秀究竟如何站在“巨人的肩上”，在马王堆地图被发现之后我们可以试着去推测。在其中的《驻军图》上已经绘制出相当于现代东经111度至112度30分，北纬23~26度之间的广大区域，是今天广西全州、灌阳一线以东，湖南的嘉禾、广东的连州一线以西;北及新田、全州，南到珠江口的南海，也即潇水流域和南苓、九嶷山一带。按现代比例尺折算，大约为18万分之一。当中标注了大量的居民点、道路、河流、山脉、防区界限、军队驻地、城堡等内容，而且与现代的测绘结果相当接近，不仅设有“分率”，也精密地考正了“准望”，“高下”、“方邪”、“迂直”也都具备。
学者们据此认为，它们是经过实测的地图。并且可以进一步推论，先秦两汉的制图经验和技巧，很有可能通过专业人员一代代传下来。裴秀将当时和前人的地图学经验、技艺去粗取精之后，形成了自己精炼严整的理论体系，并且具体运用在《禹贡地域图》的编绘当中，这在我国地图史上是划时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