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方小太郎：大清败于全民腐败，而非一人之过( 二 ) _海战

其实，外交之道，首在实力，所谓“以夷制夷”，无非权宜之手段而已，绝非根本，不可指望敌手身上还能流淌着道德的血液。李鸿章当国日久，周旋豺狼虎豹之间，岂能不知本末?如吾中国不能自强，因循虚饰，自坏根本，内患已增，则处处皆我敌国，又何分东洋、西洋?弱国外交只能因势利导，以变应变，根子里惟有自强二字，此所以李鸿章力倡韬光养晦之因。
及至日人夺我琉球、进窥台湾，而俄人占我新疆、进窥西北，虎狼遥相呼应，海、陆烽烟并起，东、西警钟齐鸣。权衡轻重缓急，朝廷乃以西北为重，遂有左宗棠西征之事，终致南疆底定、西北安宁，其代价却是琉球之失(见《中国经营报》2009年10月12日第1829期D1-D2版“西域狂沙东海浪”) 。
自北洋建军，艰难曲折，乃至练成大洋劲旅，其假想敌始终都是日本。李鸿章无时敢忘，日本贫而多贪，诈而鲜信，通晓我中国典章，其力不为弱，其志不在小，祸在咫尺，诚为我中国永远大患，远非西洋诸国居七万里以外可比。往不可谏, 来犹可追，卧榻之侧，已有劲敌酣睡，我中国惟有卧薪尝胆，力求自强，方能生于忧患，而免死于安乐。
“存亡国家泪，凄绝病床时”
不料，北洋成军之后，堂皇颇有规模。朝中衮衮诸公洋洋自得，以为凭此世界第八之海军，便可高枕无忧。翁同龢执掌度支(财政)，凡遇北洋水师更新用款，无不驳诘刁难，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甚至将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致令我舰队徒有庞然之外表，吨位虽重、炮径虽大，却无快舰、快炮，行动迟缓，开战后处处受制于人。
甲午战前，翁同龢为搏个人虚名，并陷李鸿章于进退维谷，乃高调主战，“俗不拉几”(合肥话，没有实力却爱表现) 。李鸿章曾怒目相视，责问其平时缩减军费，临战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同龢竟答称北洋军费如果紧急重要，李鸿章何以不再三申请，其错居然亦在李鸿章。翁之门生王伯恭亦曾坦言，翁曾亲口所言，中日之战无论胜败，都有把柄好整治李某人了(《蜷庐随笔》) 。因私废公，误国不浅，恭王临终告诫皇上(光绪)，翁同龢主战而又不备战，既失外交之良机，又令实已落伍之陆海两军陷入险地，“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 。恭王薨后，皇上乾纲独断，将翁逐回原籍。及翁之死，庆王为之请恤，皇上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之战。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李鸿章及翁同龢二人，何人误国至深，皇上、太后等知情者自有明断。
倒是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能一窥李鸿章当家之苦、之难。其在呈交天皇之《对华迩言》中说：“中国实属不明日本之真相，虽识者亦甘于表面之观察，轻侮指笑，自以为得者滔滔皆是也。独李鸿章一人能知日本之大体，又有对付日本之策。彼往年上书朝廷，请整顿海防，文中曰：‘日本阴柔有大志，宜阳与之结好，阴为之备’云云。彼确实期望兵备完成之时，再对日本有所行动。故彼至今为止，以所谓阳交阴备对待我国。此意见亦非李氏一人之意见，如已故之彭玉麟、左宗棠、丁日昌等，亦同有此意见。故可视为中国对日本之政略也。”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虽是敌手，却亦为李鸿章辩护，论及甲午战前李鸿章早有增兵朝鲜计划，却被翁同龢等否决，设若及早增兵，中日之战局究竟如何或未可知。“北京政府竟徒呈党争，对李竟加以如此儿戏般的谴责，清政府也可说是自杀的政策……李鸿章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之下，终能支撑中日交战的局面，日夜孜孜从事于外交和军事上的活动，其处心亦甚可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