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与颉利可汗真的有过便桥订盟吗( 二 ) _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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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他对突厥“自为手启，卑辞厚礼”乃至后来的“屈礼优容”、忍辱负重，都是因为双方已有盟约。到武德八年(625年) ，由于全国局势的好转，李渊才理直气壮地说了一句“以往我因天下未定，对其优厚，现今仍旧不能按照盟约各相安守，朕将击灭之，毋须姑息”的话。大唐建立之初与突厥订立的盟约，虽然是向其称臣，但李渊并不是甘愿做突厥的附庸，而是为谋求边疆安定。当然，这要向突厥奉献大量的金银玉帛。事实上，唐朝建立之初，突厥几乎年年进犯边境，基本上也是为了掠夺财物。突厥之物欲如愿以偿，也就往往会退兵。正是在双方关系的这一态势下，唐太宗才会说“赠遗金帛，前后无算”的话。
既然双方早有了这样的盟约关系，唐太宗即位之初面对突厥大军压境，同样以“赠遗金帛”之方式求得突厥退兵，缓解京师军事压力，就没有什么难以理解了。
唐太宗为何胆敢率六骑与颉利渭水议和
唐太宗为了退突厥兵，除了赔款结盟就没有想过使用武力吗?看来不能简单地这样说。双方议和以前“诸将争请战” ，只是唐太宗没有答应。唐朝人甚至还有一种说法，唐太宗在突厥大军压境之时，怒不可遏，想要与之决战，是大将李靖建议他拿出城中全部库府储蓄向突厥求和(《通鉴考异》) 。显然，当时朝廷内部确实存在主战的势力，唐太宗自己也下令长孙无忌、李靖等在突厥的后路埋伏作为策应。尽管战端一起，未必像唐太宗所说“伏兵邀其前，大军蹑其后，覆之如反掌” ，但说明唐太宗还是作了应战准备的。那么，为什么没有开战而是结盟呢?用唐太宗自己的话说就是：“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唐太宗担心在这样的形势下仓促应战，不仅损失更加惨重，而且还给以后处置突厥问题增加困难。这说明，唐太宗即位之初，经济实力和政治局势都无法确保他与突厥开战，也就是说，刚刚即位的唐太宗认为此时此刻他不具备开战的资本。
那么，为什么能够达成和约呢?
用唐太宗的话说就是“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贿是求” 。唐太宗还敏锐地注意到双方在谈判之时，只有颉利可汗独在渭水之西，同他前来的部众达官皆暗中与自己接触。显然突厥军中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未必有决心开战。唐朝一方没有实力打，突厥一方没有真心打，使用武力就显得多此一举了。这里的问题是，唐太宗凭什么能够准确洞悉突厥上下志在“惟贿是求”?何以能够在战和两端清楚地把握此番依靠结盟就可罢兵?仔细考察此事因果，颉利大军兵临便桥之日，所派心腹执失思力作为使者入见唐太宗一节最为重要。据《执失善光墓志铭》透露，执失思力此番入见，并不是《资治通鉴》中所说“以观虚实” ，而是“入朝献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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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失思力献策的详情没有记载，但是唐太宗“嘉其诚节，取其谋效” ，说明是接受了执失思力的建议。虽然旧史中记载唐太宗对执失思力大加呵斥，但是将执失思力囚于门下省一事却可圈可点。须知门下省是宰相官衙，并没有禁囚场所，门下内省在宫城之内，位于太极殿侧之左延明门外，门下外省在皇城之中众多官衙的最北端，侧邻又有禁卫军官衙，因此，这里是安全的场所。此时门下省长官(侍中)是唐太宗刚刚提升的自己的亲信高士廉——他恰恰也是跟随唐太宗在便桥会见颉利可汗的六骑之一。我猜测，把执失思力“囚”于门下省，正是对肩负重大和秘密使命的执失思力的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