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政治功能在政治与史学方面，裴松之有哪些作为与成就？( 二 ) _南朝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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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评断，在论辨一条中有更多体现。论辨包括评史事与评史书两个方面，评史事者随处可见，是史家主体认识的直接表达。评论史书，则有总结同期史著优劣的史学批评的意义。裴松之对《三国志》一书的评论，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评价，又有散见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评，是较为全面的;对同期其他史书，则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评点，概括来看，这些评论大致可分为体例安排、叙事描写两个方面。中国史书体例自《春秋》《史记》后，编年、纪传两体渐趋成熟，尽管仍存在二体优劣的争论，但其体式已较固定。裴松之较关注的是对现有体例，尤其是做为正史的纪传体的规范化问题。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主，专传、合传较好掌握，而类传如何划分，则颇不一致。裴松之主张取“事类相从(相似的事情合在一起)”的原则，肯定了司马迁首创“事类相从”的合理性，然后批评陈寿将非为一类的人放在一传中，有失体例。如贾诩之俦，实属“算无遗略、经权达变”的奇士，应放在善作筹划的程昱、郭嘉等人的类传中，但却放在了德智两全有王佐之风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类(没有区分类传)”，本质的异同，应是区分类传的第一要义。其次，行事相类亦为重要原则。如鱼豢《魏略·勇侠传》不计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将汉末孙宾硕四人编入魏，是依据“其人接魏，事义相类”的原则处理的。对此，如果说鱼豢还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话，那么，裴松之提出“事义相类”的原则，便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了。由实践升华为理论，再指实践，正是裴注史学意义在编纂学上的体现。
在叙事描写上，强调通顺合理，反对“语之不通” 。注意容貌状写，如对荀彧之外貌，以陈寿不称述为遗憾，特引《典略》《平原祢稀传》补充之，既反映了魏晋著文讲究人物容止风藻的时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国史学讲究形象描写的特色，还体现了裴松之对历史文学的审美要求，即生动形象的描写可使史著更具魅力，这一点同样具有史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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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评价
宋武帝刘裕：裴松之廊庙之才。
《宋书》：博览坟籍，立身简素。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①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若裴松之《三国志》。②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此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
南宋藏书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松之在元嘉时承诏为之注，鸠集传记，增广异闻。大抵本书固率略，而注又繁芜。
明代学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裴松之注《三国》也，刘孝标之注《世说》也，偏记杂谈，旁收博采，迨今借以传焉。非直有功二氏，亦大有造诸家乎 ! 若其综核精严，缴驳平允，允哉史之忠臣，古之益友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①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如《袁绍传》中之胡母班，本因为董卓使绍而见，乃注曰“班尝见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记》，语多不载”，斯已赘矣。《钟繇传》中乃引陆氏《异林》一条，载繇与鬼妇狎昵事; 《蒋济传》中引《列异传》一条，载济子死为泰山伍伯，迎孙阿为泰山令事; 此类凿空语怪，几十余处，悉与本事无关，而深于史法有碍，殊为瑕颓。②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陈寿本书焉。
清朝学者钱大昭《三国志辨疑》：①世期引据博洽，其才力实能会通诸书，别成畦町。②裴氏注摭罗缺佚，尤为功臣。
清代史学家侯康《三国志补注续·自叙》：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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