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没有硝烟的战斗并非受害者的复仇( 二 ) _东京

从1946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法庭审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如何为法庭提供充分的人证物证是中国检察组的关键任务。检方证人有11名，其中有8名从中国专程到东京出庭。除了4名受害者代表外，还有4名目击者，其中三人是美国籍，他们列举了大量亲历的日军暴行。正是基于确凿的人证物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把南京大屠杀定为铁案。
从庭审记录统计，中国检察官团队有5名成员在法庭发言。其中向哲濬检察官有20次讲话，倪征首席顾问有16次讲话，在庭审记录中分别占306页和626页之多。

中国法官团队三大贡献
在东京审判中，中国法官团队同样居功至伟。梅汝璈法官的第一个贡献是争座席。11位法官代表11个同盟国，在法官席位上如何排座次？法官席上庭长坐在中间，无论按照日本投降书签字顺序，还是按照抗日战争的牺牲和贡献，两边都应当是美国和中国的法官。但是，韦伯庭长却希望美国和英国法官坐在他两边。梅汝璈坚决反对，甚至卸下法袍，以示决心。最后，庭长不得不妥协，梅汝璈从开庭第一天，始终坐在庭长左侧。梅汝璈坐在庭长左侧确实很起作用。庭长经常向梅汝璈询问，梅法官口答笔写，为庭长及时解决问题提供很大帮助。
中国法官团队的第二个贡献是参与起草《判决书》。《判决书》由韦伯庭长宣读，从1948年11月4日开始，直到11月12日，英文庭审记录中占1446页。《判决书》的第八章是揭露日军“违反战争法规的暴行” ，共171页之多。由于日本侵略中国时间最长，《判决书》揭示日军在中国的暴行的篇幅最多，关于“南京大屠杀”专列一节。《判决书》还列举了日军在亚洲太平洋其他地区的暴行。
中国法官第三个贡献是争取多数，对7名罪大恶极的战争元凶判处绞刑。对罪不可恕的战犯是否判处死刑，在法官会议中产生很大分歧。有的法官以本国取消死刑的理由，主张一个不杀；庭长韦伯则主张像对待拿破仑那样，把日本战犯放逐到太平洋的荒岛之中；印度法官帕尔更是主张全体被告无罪。经过梅汝璈和多数法官的努力，经过对每个被告的投票，最终以微弱多数，判处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
审判不是受害者的复仇
东京审判过去已经将近70年了。今天研究，还是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从国际法的角度，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开创了三条原则，成为现代国际刑事法的历史源头。第一条，发动侵略战争是犯罪，必须受到法律制裁；第二条，不论是否宣战，不论对国外民众还是对国内民众，反人道罪行是犯罪，必须受到法律制裁；第三条，策划或实施侵略和反人道罪的个人也要受到法律制裁。
东京审判是国际审判。就拿南京大屠杀来说，受害人和见证人中，不仅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英国人，甚至有日本的轴心国同盟的德国人；检方和辩方的证人中，也不仅有中国人、日本人，还有美国人；而法官席上坐着的是十一个国家的代表。因此，东京审判并不是受害者的复仇，而是人类良知和邪恶的战斗！任何否定东京审判的言行，都是对公理和正义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