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员被革职后如何复出：只要没死就有机会( 二 ) _处罚

行贿或捐复之外，有些官员还能因为与皇帝的私人关系而复出。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工部尚书王鸿绪开浚京城河道，因经费动用问题遭到部议，被革职留任。但河道工程一结束，康熙就赐他官复原职，理由是他治河有功。这看上去有点诡异，不过如果我们知道他跟康熙的私人关系就可以理解了。康熙下江南，曾住在王鸿绪家，亲笔御书匾额、诗扇、楹联，并称“此地以金丝桃胜于他处” 。此外，王鸿绪还常常密折奏事，双方讨论的话题有时相当私人，甚至包括苏州美女被骗一类的事儿。
更令人称奇的是，不但活的官员能开复，死的官员也能开复。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福建水师提督叶相德在军营病故，乾隆想起叶相德的诸种功劳，深为轸惜，就下旨将他“在福建提督任内革职之处，著加恩开复，并加赠太子少保” 。
从皇帝的角度看，允许官员复出，也是治理术的一部分。乾隆曾说：“从前曾有捐复之例，复经部议删除，第念此等人员内，未尝无可及锋可用之人。若以微眚淹滞多年，亦觉可惜” 。既然可用，就算它有时偷主人的鱼吃或跟邻居的猫眉来眼去，也是可以容忍的———不妨薄施惩戒，做做样子，风头过了，再让他低调复出，继续效命。
但官员复出也是把双刃剑，如果犯事官员都可以轻松复出，那么其行为很可能将更无廉耻，问责制度也将形同虚设。所以乾隆又皱着眉头说：“（官员）若即被严参，于获罪受震之后，审明复职，而靦然不以为耻，则后此之荡检踰闲，恐不可问。”
要之，清代官员复出，几乎都带着浓重的人治色彩，很多时候还是袖子中的交易，并没有严格的程序，也缺乏外部的监督。官员们既可以在制度弹性允许范围内依靠“陋规”谋财，一旦其贪腐行为超出制度弹性范围之外，只要不被斩立决，还大可以靠与皇帝的私人关系、秘密行贿或公开捐复来取得复出的机会。其贪腐成本，可谓相当低廉，而其所取之目，又极为巨大。章学诚对此曾浩叹说：“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如蚕食，渐至鲸吞……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餐箪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