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朝的政治环境：宽松开明促进了国家的发展( 二 ) _发展

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
此事后来令富弼感慨万端，以至于称“范六丈、圣人也” 。
从现象上看，庆历新政的支持、反对双方并未就“祖宗之法”正面展开冲突;新政是由于触犯了部分官僚的既得利益，受到诬谤而失败的。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0，庆历四年六月壬子条中记载道：
天子以仲淹士所属，……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淹极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规模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
当时，被认为“深厚有容”的宰相章得象，虽然委以与范仲淹等共同“经画当时急务”的重任，史称其“以违众意”，“无所建明”事实上乐观新政之败，甚至在背后组织抨击;二府的执政贾昌朝、陈执中，御史中丞王拱辰等，都对新政持否定态度。监察御史刘元瑜、右正言钱明逸等，对于新政主持者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多挟朋党”“欺罔擅权”，二是“更张纲纪，纷扰国经”(例如考课法、任子法、磨勘法等)，而他们针对新政提出的主张，是“望酌祖宗旧规，别定可行之制” 。
双方为论证自身意见的合理性，皆标榜“祖宗之法”以为依据，而他们所阐述、所宣扬的祖宗之法，关键迥然不同。一派力量要求更张变通，以期再振祖宗纲纪;另一派则强调成规旧制的稳定，反对纷纭生事。
赵宋的“祖宗之法”受到尊敬并且愈益在现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是在仁宗时期。“祖宗之法”提法的出现，并不以为这在当时对其含义有着一致的认识;相反，正是由于这个提法一方面倾向鲜明、一方面内涵外延含混，因而使它更易于为当时的士大夫普遍接受并援引利用。透过表象的纷繁，我们看到，“祖宗之法”的出发点着眼于防范弊端，主要目标在于保证政治格局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它以“召和气”为念，希望庶政平和而警惕变更的代价。基于这一立意，它要求充分贯彻维系、制约的原则，允许一定限度内的调整与“革弊”但戒惕抵斥强烈的冲击。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的相互扶持、和衷共济，他们敢为天下先的任事精神，他们对于政策法规的锐意更革，无不冲击着长期以来固守先的循默政风，进而触动了帝王意识深处对于高级官僚中形成集团势力、对于朝野间掀起政治波澜的警惕。
仁宗朝，朝政以宽松开明著称，却又暴露出国家行政施为滞缓的问题。或许可以说，这种一体两面的特别，是北宋开国以来政策基调发展造就的结果。庆历新政的出现与夭折，正与次有关。由于其滞缓，当时士大夫“皆患法之不变”;由于其开明而“德泽深厚”，使这段时期成为后世士大夫心目中的“盛世”——甚至是“圣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