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创业起居注版本大唐创业起居注创业起居注( 三 ) _创业

试想，如果李渊毫不犹豫的支持李世民和李建成的意见，坚决反对撤军，那撤军意见对于李渊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来说就毫无影响，何来“几败乃公事”之说？李渊如此说，只能证明，李渊一度受到了撤军意见的影响，甚至做了撤军的部署，从这一点来看，追师还是可信的。
（三）克平长安
据《旧唐书》唐俭传记载，唐俭在接下来的攻克长安的过程中，也建立了功勋，“平京城，加光禄大夫、相国府记室，封晋昌郡公” 。对此，唐俭墓志也有对应的记载：
咸资智囊之略，叶赞神武之功。引兵廿万，克平天邑。以功进位光禄大夫，封新城县公，寻改爲晋昌郡公，食邑二千户。
而唐俭碑文则有更富渲染力的描述：
平城之勋，公居其最，进右光禄大夫，封新城县公，寻改为晋昌郡公，食邑二千户。
“平城之勋，公居其最”，这么说，唐俭在攻克长安的过程中功劳最大。与上面晋阳起兵和霍邑哭谏两条被人反复引用不同，这一条记录留意的人不多，原因很简单，当时唐俭是李世民的部下，唐俭“平城之勋，公居其最”，那么李世民在攻克长安的过程中，不也就相应的有比较大的功劳了嘛。这一条是给李世民加分的，所以不入某些人的法眼。
客观来说，我也不认为唐俭在攻克长安时的功劳就一定是最大的，这种比较往往因为缺乏客观统一的标准，而缺乏可比性。比如说，据《窦轨墓志》（《唐文拾遗》卷十四）记载，窦轨在攻克长安时作为李建成的部下有先登之功，“以公为东面大将（当时负责京城东面、南面的是李建成）……平城之日，功实先登，进授光禄大夫，即上柱国也”，另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军头雷永吉等已先登而入”，则雷永吉很可能是窦轨的部下。那么，窦轨的先登之功与唐俭的功劳相比，谁的更大呢？没法客观的对比。
我们只能说，唐俭和窦轨等人，在攻克长安时都各自建立了功勋，相应的，作为他们上级的李世民和李建成也都各有功劳，仅此而已。
（四）蒲州告变
武德三年（620）正月，唐俭又经历了独孤怀恩谋反事件。当时，工部尚书独孤怀恩计划利用李渊和李世民在蒲州会面的机会发动兵变，抓住二人。该计划内容被唐俭得知，“（唐俭）乃密令亲信刘世让以怀恩之谋奏闻”（《旧唐书》唐俭传）。
关于此事，唐俭的墓志和碑文也均有记载，但是，其墓志的文字表述值得关注：
于是独孤怀恩谋以众叛，阴遣间使连结武周，仍伺太宗入城，执以降贼。公于寇狱上书告变，逆谋垂发，元凶伏诛。
请注意，两唐书和资治通鉴记载的都是，独孤怀恩要利用高祖李渊入城的机会抓住李渊，发动兵变。可唐俭墓志记载的却是利用李世民入城的机会。那么，按照某些人奉唐俭墓志为皋臬的思路，这是否可以说明，史书记载有误，独孤怀恩首先要抓捕的对象不是李渊，而是李世民呢？是否可以证明，当时李世民的分量比李渊还要重呢？
我认为不是。当时，李渊和李世民本就计划在蒲州会面，“上幸蒲州，斩行本。秦王世民轻骑谒上於蒲州”（《资治通鉴》）。因此，独孤怀恩要抓的是李渊和李世民两个人。说独孤怀恩要抓捕李渊，是对的，说独孤怀恩要抓捕李世民，同样是对的，具体要看你想突出强调的是什么。
以上是我对唐俭墓志和碑文的简单分析，从整体上看，唐俭墓志和碑文与《两唐书》的记载是基本吻合的，证明了《大唐创业起居注》的真实性是不如《两唐书》的，也间接佐证了李世民并没有改史。
我已将唐俭墓志和碑文的全文，单独发布出来，有兴趣的可以自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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