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李自成都打到城下了崇祯还不诏吴三桂回师 _李自成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八日，李自军大军攻下山西首府太原。告急文书传来，举朝惊慌失措。崇祯召集文武大臣、科、道各官，问“战守之策” 。鉴于迁都的事行不通，崇祯另想到了另一个法子：调山海关的将士防堵李自成。李明睿却告诫道：“山海关的士兵不可尽撤，各边大将不可轻调。”崇祯两手一摊，叹气道：“这个时候士兵还在山海关，大将都在边境，就算调，也不是一时半会可以调得来的，奈何？”他想就近京八府处招募兵员，但这时明廷无饷，“内帑如洗，一毫无措”，而“民穷财尽” 。“，招兵之议，只有不了了之。
而在去年（崇祯十六年）十一月，经蓟辽总督王永吉代为请求，崇祯起用已经退休赋闲的吴三桂父亲吴襄为提督御营，调他“入京协守” 。吴襄领旨后，遂于这年正月初携家眷进京。调吴襄进京，授以要职，究其原意，无非是笼络好吴三桂，让其感恩守土，同时，也可通过掌握吴襄，以之为人质，断绝吴三桂降清的心思。现在，看到了吴襄，崇祯不禁眼前一亮。既然关内的明军难以抵挡流民军的进攻，关上的兵又不可调，那么，关外的辽兵呢？关外的辽兵如何？关外的辽兵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充当救火队员了，崇祯二年（1629年）的“己巳之变”、崇祯五年（1632年）的“孔有德之乱”等等重大事件里，都闪现着关外辽兵的影子，且都是在关外辽兵的出现后才取得了胜利。
而且，两年前吴三桂入援驱逐走清军“奉命大将军”阿巴泰的往事还历历在目呢。除了关外辽兵能战之外，他也觉得年轻的吴三桂是一员不可多得的将才，一旦调其入京，说不定会扭转乾坤，反败为胜。于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十九日，他正式向大臣们提出这个想法，征询大家的意见。在他看来，这应该是能够解除京师危机的唯一可行之法了，大臣的反应应该是一致支持的。可是，他错了。他的设想一经抛出，在朝堂之上，立刻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纷争。大臣们纷纷反对。因为，谁都知道，把吴三桂及其关外辽兵调入京师，就等于是把宁远拱手相让给清兵，而等京师的危险解决了，秋后算账，赞成调吴三桂的人到时不免落下“弃地”的罪责。首辅陈演掷地有声地说：“一寸山河一寸金，锦州告急，宁远的士兵万不可调。” 。
崇祯急了，只好硬着头皮强调只调吴三桂和他手下的五千精兵，剩下的兵马原地不动，并没有完全放弃宁远。为了尽快通过此议，他语气极不满意地责备各阁臣说：“像这样重大的军机要事应该早作定夺，大家都要负起责任来，不能互相推诿，延缓误事。”首辅陈演想了想，先表示赞同赞崇祯的话，说：“与关宁比较起来，的确是京师的情况紧急。”但紧跟着，话锋一转，说：“吴三桂的五千精兵深为清军所畏，不单单宁远依靠这五千兵镇守，山海关也依靠这五千兵把守。有这五千兵在宁远，人心自壮。一旦调回，剩下分守在各城堡的兵将，势必解体。”接着，又说：“臣生性愚钝，担当不了大事，不能乱出点子，一切还是圣上自己作主。”将崇祯的话驳回。崇祯气得干瞪眼。
新提升为兵部尚书的张缙彦补了一句：“吴三桂到底是调还是不调，就看宁远到底是放弃还是不放弃，两言而决。”崇祯看着他，希望他能“两言而决”，拿出个最终方案。可是他的嘴却恰到好处地闭上了，紧紧的，再也不说一个字。崇祯无可奈何，只好悻悻地强调说：“收回守土的成效，建造荡寇大功，虽然属于下策，但也是万不得已啊。”（蒋德璟《悫书》卷十一）应该说，崇祯这是在表态了，可陈演还嫌不够明确，他不肯承担责任，不敢往上踢皮球了，却又往下踢，他召集阁臣们开会，坚定不移地要找一个肯承担责任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