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被父亲家暴长大才知自己没错带有创伤的童年很难受( 四 ) _生活百科

邵庆梅律师也是志愿律师团队的一名，她曾回访过多次控诉父母家暴的求助电话。10月底的一通求助来自一位大学老师，她的外甥被家暴，“从3岁打到8岁，孩子已经有点抑郁了，这个孩子的姥爷和妈妈一起打，男女混合双打，爸爸打得也狠，但是不多，她说有视频，考虑让姥爷，妈妈承担责任。”
邵律师分析，父母经常性的殴打可能构成虐待，可以申请剥夺监护权，但此时又有新的问题，孩子母亲的监护权剥夺了，谁能更好的监护？邵律师给出的建议是，搜集证据，然后报警，看能否有震慑作用。因为诉讼程序本身是双刃剑，可能会给亲子关系带来不可逆的影响。
而如果涉及虐待，那么谁来追究这个刑事责任，需要有人站出来代替未成年人追责，邵律师说“好多人都觉得是家庭内部问题，没有人去追。这类问题不单单是法律咨询，当地的村委会，妇联需要形成合力，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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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求助小程序回访统计表，包括处理进度，求助需求和留言等内容。受访者供图
“接受自己的有限”
源众成立7年多来，李莹从不忌惮将自己的有限性开诚布公地告诉求助者。如果符合援助标准，源众会尽可能提供资源，无论是法律支持还是救助金，但不意味着能一劳永逸解决问题。
之所以提前将能力范围告知，也是为了避免帮不到的时候，“对方可能失落” 。有时尽力帮忙了许久，但当事人选择重返暴力环境，那时李莹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尊重对方的意愿，“在我们的范围内尽力就好。”
邵庆梅律师曾遇到一个难题。一位女士，跟一位男士在一起生活，没有结婚，但有孩子，男方经常对她家暴，她问律师怎么保护自己的权益。邵律师建议申请人身保护令，女方说不行，怕她和孩子有生命危险；律师建议让男方离开住所，女方说不行，怕遭报复；律师建议让女方离开，答案也是不行，“离开的话损失会很大” 。
穷尽了所能想到的办法之后，咨询又回到了最初“律师我该怎么办？”“我也提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没有结婚，就不受法律的保护，没有相应的权利。”
作为团队里的年轻人，王卓盈今年4月加入源众。最开始她抱着理想主义般的女性独立意识，进入反家暴工作，但在接触到习得性无助、受暴妇女综合征之后，她很难再将那些抽象的理想放置在这些现实境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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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程序上线一个月后的统计数据:求助者与施暴者之间的关系。受访者供图
比如她曾经觉得“都被打成这样了还不离婚”的言论或许有一定道理，但在接触众多受害者之后，换位到受暴环境中，每个人都有软肋，“我可能都不敢逃跑，可能不比她们做得更好。”
由于从业周期短，她暂时还没有看到某个受害者有质的蜕变，开启新的生活，但她觉得，“如果我们不帮她们，她们可能会更困难。”
三个月来，李莹跟进时间最长的一个案例来自山东。一度陷入僵局，难有突破。
前几天刚刚传来好消息，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山东的陈玲（化名），被家暴5年，逃跑6次。8月25日，在她的第一次求助留言中，她写道，今年五月在邻居的报警下，她成功逃离，但是男方用各种方法让她回到身边。“他开始威胁我，杀我弟，杀我全家。报警几次，警察只做警告处理。我们全家提心吊胆，被他搅得鸡犬不宁。”
陈玲在留言末尾，目标明确，她希望得到法律援助，尽快离婚，最好能帮忙申请到人身安全保护令。
李莹律师和陈玲取得联系后得知，陈玲因长期照料自闭症孩子，没有合适的工作，经济窘迫。李莹的团队以最快的速度走完紧急救助金的申请流程，陈玲和她未成年的孩子，每人每月1500元，两个人获得了一笔3000元的资助，用于租房和生活补贴。
安顿下来没多久，住址有暴露的风险。陈玲选择再次搬家，很快，李莹团队再次给予她第二次紧急救助，依然是3000元。
当家暴求助小程序团队在紧急租房，转移安全住所，法律援助等支持之后，更多的后续生活，可能还得仰赖当事人自己。李莹团队里的成员，有时也会以自己个人的名义资助，“能帮一点是一点”，但这始终不是长久之道。
因为疫情的原因，李莹团队的律师难以亲自去山东援助。她四处寻找就近的志愿律师，在200多人的律师团队中寻求支援，但是遇到了挑战。有的律师会担忧，“这个男的这么穷凶极恶，我过去他打我怎么办？”

年轻人被父亲家暴长大才知自己没错 带有创伤的童年很难受(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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