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想在鸡鸣寺中盖洋楼:建豁蒙楼纪念戊戌君子

鸡鸣寺中的豁蒙楼是旧时南京文人最爱登临的名楼 。此楼始建于清末,1973年毁于火灾,1979年重建 。在很多资料中,都说豁蒙楼是两江总督张之洞为了纪念友人杨锐而新建的,但这个说法似乎并不确切 。
辛亥革命元老刘成禺(字禺生)在其所著《世载堂杂忆》中,收有《豁蒙楼》一文,记载了豁蒙楼的由来 。
清光绪二十年(1894),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来南京署理两江总督时,与其任四川学政时的得意门生杨锐(字叔峤,戊戌“六君子”之一)某夜“同游台城,憩于鸡鸣寺,月下置酒欢甚,纵谈经史百家、古今诗文,憺然忘归,天欲曙,始返督衙 。”“此夕月下清谈,及杜集‘八哀诗’,锐能朗诵无遗;对于《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一篇,后四句‘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朗詠六公篇,忧来豁蒙蔽’,反复吟诵,之洞大感动 。”
【张之洞想在鸡鸣寺中盖洋楼:建豁蒙楼纪念戊戌君子】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失败后,杨锐与谭嗣同、康广仁等被清廷杀害 。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之洞再次出任两江总督,重游鸡鸣寺时,“徘徊当年与杨锐尽夜酒谈之处,大为震悼,乃捐资起楼,为杨锐纪念,更取杨锐所诵‘忧来豁蒙蔽’句,曰‘豁蒙楼’ 。”
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金陵野史》一书中的《豁蒙楼与杨锐》一文,就是根据刘文而写的 。此后,大凡写到鸡鸣寺和豁蒙楼的文章均因袭这一观点,遂形成张之洞建楼是为了纪念杨锐这一说法 。
与刘文所说稍为不同的,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曾受聘任金陵江楚编译官书局“帮总纂”(即副总编)、后为东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李详(字审言),他比刘禺生稍早,在南京居住近十年 。
他在《南京鸡鸣寺豁蒙楼》一文中说:“张文襄(张之洞谥号‘文襄’)再督两江日,属(叮嘱)黄华农方伯于鸡鸣寺东,伐去丛木,建楼其中,俯临台城,以览玄武湖之胜 。楼成,文襄署扁(匾)曰豁蒙楼,取杜(甫)《八哀诗·咏李北海》云:‘朗吟六公篇,忧来豁蒙蔽’ 。”此中未提及张之洞纪念杨锐一事 。
刘文和李文所记虽略有不同,但都说豁蒙楼是张之洞所建,一说“捐资起楼”,一说“建楼其中”;而张之洞在豁蒙楼匾额跋文中也说:“余创于鸡鸣寺造楼,尽伐林木,以览江湖” 。
《金陵佛寺大观》一书说得更具体:“在(鸡鸣寺)观音阁左边南唐涵虚阁旧址上营建楼宇一座……题额豁蒙楼” 。这些说法给人的印象是,豁蒙楼是单独另外建造的 。
近日,笔者在阅读《张之洞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中《鸡鸣寺》一诗时,感觉以上说法不甚准确 。这首五言诗,共二十八句,其中有“一朝辟僧楼,雄秀发其秘,城外湖皓白,湖外山苍翠”之句 。说得更为明白的,是张之洞在诗题下的自注:“余以金施寺,僧辟寺后经堂为楼,尽伐墙外杂树,遂为金陵诸寺之冠 。”辟,是开的意思 。这是说豁蒙楼并不是新建的,而是寺僧收了钱后,把寺后原有的经堂改建为楼 。(佛教称藏经、诵经之堂为“经堂”) 。
这样,原先闲人免进的经堂便成了人人皆可登临的览胜之处 。另外还有一个佐证,民国时期的“立法委员”,与刘禺生、冒鹤亭等时相唱和的著名诗人曹经沅,1933年与友人同游鸡鸣寺,写诗一首,在笫五句“布金人去思元老”下自注:“豁蒙楼旧为经堂 。”(见曹经沅《借槐庐诗集》)
那么张之洞的诗注与他的题匾跋文为什么会自相矛盾呢?笔者是这样理解的:张之洞原先确实创议在鸡鸣寺中“造楼”,也许给的钱不够,这样推测是有根据的,因为张之洞在题匾跋文中说,那位黄华农方伯(“方伯”是布政使的敬称,黄时任江宁布政使)也是给了线的;也许寺中空地不多,也许造楼费时费工,也许是其他什么原因,楼并未造;但已收了封疆大吏的钱,地方官员和寺僧总得向这位一方诸侯有个交代吧,于是便把收藏佛教典籍的经堂改建一番,成了对外开放的豁蒙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