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郑和下西洋见证了中国古代海洋探索的辉煌

在人类文明史上，丝绸之路连接了东西方文明。古代文明间的交往互动，主要有赖于亚欧大陆上自古形成的陆上通道。汉代张骞通西域，其重大意义在于为陆路交通开辟了新时代。而在人类文明史上为海路交通开辟新时代的正是郑和下西洋。中国古代向西方的寻求，可谓源远流长。亚欧大陆的大河与平原，孕育了伟大的文明，而在诸文明如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西亚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自古就具有一种互动的关系，只不过互动的中心一直在亚欧大陆的交通上。
【盘点：郑和下西洋见证了中国古代海洋探索的辉煌】自古以来，大陆为文明间的交往提供着便利，沿着陆上的道路，东西方文明如生生不息的河流，持续不断地接触、互动和融合，历时数千年之久。“西域”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中。根据《史记》的记载，这一词汇出现在张骞生活的时代。所谓张骞“凿空”西域，是以国家行为使自古早已存在的中西交往道路畅达，由此“西域”得到极大的彰显。此后广义的西域，所指就是亚欧大陆上几大文明的接合处，也就是东西方文明的汇合之地，当时文明互动的中心。就狭义而言，西域是一条通道，一种途径，是通往西方的必经之路。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东汉甘英身至波斯湾头望洋兴叹，东西方文明汇聚之地定于西域，也即亚欧大陆，历时上千年不曾发生改变。
尽管汉代已开始了向南海的探寻，但是相对陆路交往，海上交往受限于海洋屏障，自汉代开始一直是中外交往次要的途径。唐代以后，虽然海路有了很大发展，但也没有发生海路交通上升为不可逆转的东西方交往主要途径的改变。最有力的例证，来自成吉思汗以军威建立的横跨亚欧的蒙古帝国，当时海陆交通并举，尤其陆路交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畅达程度。马可·波罗自陆路来华，自海路返回。明初吸取元朝穷兵黩武的历史教训，派出大规模使团时也是海陆并举。洪武年间陆路出使有傅安等人，海路出使有刘时勉等人;永乐初年陆路有陈诚等人，海路有郑和等人。
然而相对海路而言，陆路却显然逊色多了。对于海路功绩的认识，有诗为证。明宣宗诗曰：“似闻溟海息鲸波，近岁诸番入觐多。杂还象胥呈土贡，微茫岛屿类星罗。朝廷怀远须均及，使者敷恩合褊过。莫惮驱驰向辽远，张骞犹说到天河。”(《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卷二十二《遣使谕西洋古里苏门答剌诸国》)以诗证史，我们可以了解到明朝皇帝将下西洋与张骞通西域作了超越的比喻。事实也确乎如此，正如通西域一样，下西洋是以国家行为使海上道路畅达，由此，“西洋”在中国社会得到极大的彰显。
正如张骞的名字永远与西域联系在一起一样，郑和的名字也永远与西洋联系在一起。“西洋”一词，在中国史籍中最早出现在元代，以东西洋并称。明初修《元史》，没有出现此词。词汇涵义的演变和凸显，是在郑和下西洋时代。其后“西洋”新名词出现，不仅广泛流行于社会，而且有了狭义和广义的区别。狭义的“西洋”，包括郑和下西洋所到的今天印度洋至波斯湾、红海和东非一带;广义的“西洋”，则形成一个象征整合的意义，有了引申出的海外各国、外国之义。此后，明朝人甚至将亚欧大陆上的撒马儿罕也称作“旱西洋” 。下西洋赋予的“西洋”一词的新义，即使在后来西方人东来后也不过是引申义更扩大了范围而已，经历了几百年，至今仍然流行于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下西洋的深刻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经过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国人走出国门、走向海洋的大航海活动，“西洋”凸显，对“西域”形成了压倒优势,遂使海路交通的地位不断上升，出现前所未有的不可逆转的变化。此后，中国人走向海洋形成了强劲的态势，决不是朝廷一纸禁海令所能阻隔的。这里还涉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那就是陆上丝绸之路自汉代兴起以后，即使在它极为兴盛之时，也没有多少国人沿此路走向外部世界，丝绸之路上的中外交往，自古以来就是以外人来华为主。陆上丝路的象征符号是骆驼和胡人，这是最好的证明(参见齐东方《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骆驼》，《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6期) 。海路自古代起因不是中外交往主要途径，情况就更是如此。迄明代以前，有名有姓的出洋人屈指可数，至唐代大都是佛教人士，宋代出洋人几乎不见有名姓者流传下来，到元代出洋有名姓的人和事迹才见流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