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侵扰山东，朱元璋派使者去日本交涉反而被杀

戚继光祖上随明太祖朱元璋南征北战从龙有功，后战死于云南，为表彰其功绩，戚家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1544年戚继光的父亲去世，年仅16岁的戚继光承袭父职，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军旅生涯。16—27岁这段时期戚继光一直负责山东海防。山东沿海也屡有倭寇骚扰。嘉靖三十三年，25岁的戚继光被朝廷升任为山东等处防倭署都指挥佥事。此时的戚继光正是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年纪。正如他所写下的诗句那样：“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戚继光上任后，立即对卫所进行整顿，严肃军纪，秉公执法，可谓雷厉风行。他对这一艰巨的任务信心满怀，他自己说：“自觉二十岁上下，务索做好官，猛于进取，而其他利害劳顿，皆不屑计也。”戚继光任在任的两年期间，山东沿海海防，成为当时沿海各省最为稳固的防线。基于此，朝廷才将戚继光调到倭患最严重的闽、浙地区。将他放置在更大的历史舞台，才能充分发挥他卓越的军事才华。而在山东防倭任职期间的一些列事迹，为他后来驰骋闽、浙沿海，平定倭患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倭寇兴起于元代，自元初到有明一代，其对我国沿海的骚扰，劫掠，前后持续长达300余年。14世纪中叶，正值日本进入“南北朝”战乱时期。一些在战争中失败的武士，逐渐沦落为“浪人”，依靠烧杀抢掠等手段谋生，这些浪人和当地专门从事走私贸易的海商相互结合，形成广为祸患的倭寇。
但史学界对“前期倭寇”与“后期倭寇”有所区分，活跃于十四世纪后半期的“前期倭寇”更加“货真价实”，主要由日本人构成，其间或也有一些被称之为“禾尺”、“才人”的朝鲜人。
据《高丽史》载：“禾尺、才人不事耕种，相聚山谷诈称倭贼。”所谓“禾尺”、“才人”实际上就是归化于高丽的女真或契丹族后裔。但即便如此，此一时期的倭寇内部，日本人仍然是其构成的主导力量。
与“前期倭寇”不同，活跃于十六世纪中叶的“后期倭寇”以浙江、福建、广东诸省沿海地带为主要活动舞台，进行走私贸易。明朝嘉靖时期的倭寇成分更为复杂，期间存在大量中国籍海盗、走私集团。大量史料显示，此一时期倭寇相比较而言，非占主导地位的并非日本人。大部分是中国的走私海商及其追随者。比如根据史籍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闽浙江南北广东人多从倭者。大抵贼中多华人，真倭只十之一二。”
很多日本倭寇都是依附于华人的海盗集团，时人郑晓在其所著《今言》中说：“倭奴藉华人为耳目,华人藉倭奴为爪牙,彼此依附,出没海岛,倏忽千里,莫可踪迹。”
明嘉靖时期倭寇兴起的原因，与明朝的海禁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明代之初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不时与张士诚、方国珍的残部相勾结，扰乱东南沿海地区。让朝廷十分头疼。(及张士诚、方国珍分据东南海上，而遗孽窜岛中，两浙淮阳驿骚矣。)
洪武二年(1369年)“倭寇入寇山东海滨郡县，掠民男女而去。”朱元璋在获悉此事后，主动派使臣到日本交涉。其在诏书中写道：“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害物命。故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诏书到日，如臣，则奉表来廷;不臣，则备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为寇贼，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至其国，缚其王。”然而日方的“九州征西将军”怀良亲王在接到信后，斩杀了五名使臣，其余悉数扣押。即便如此，朱元璋还是一再向日本派去使者，一再被拒绝也始终克制。“以蒙古之辙为鉴，终不加兵。”(所谓“以蒙古之辙为鉴”指的是元朝曾多次征讨日本，均因台风袭击而失败，日本的“神风”信仰就是因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