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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时间里,住着不同专业同学的宿舍楼成为我受益无穷的跨学科交流空间 。对门宿舍的心理学系博士生王建平学医出身,入读北大后师从临床心理学家陈仲庚先生,当时正关注和研究住院病人的心理状况与身体康复之间的关系 。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每天都去医院做访谈,常常带回一些令她兴奋的发现与我分享 。这样的交流一直持续到我毕业 。如今她已是国内有影响的心理学家,也是国内认知行为治疗(CBT)领域的重要先行者 。我最早写作的有关人格及政治态度的两篇论文在完成后都曾请她把关,她的肯定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与她的讨论也让我更加明确,心理学为理解政治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但政治心理学的关切与心理学以及作为其分支的社会心理学有着很大差异 。这一点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政治心理学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心理学分享了共同的学科渊源,但并未像社会心理学那样被视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
结束在伯克利的工作后,我在政治心理学领域的学习和研究一直持续至今 。尽管如此,政治心理学于我始终是这样一个领域——这个学科的庞杂远超我的想象和预期,使我至今仍没有足够的信心开设一门政治心理学课程 。或许正因如此,我在进行研究时总有一种“玩票”的心态,觉得同“专业研究者”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于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我的工作任务清单上的其他事项总是可以很容易地把政治心理学研究工作排挤到靠后的位置 。结果则是,这项工作竟然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幸好我算得上是一个执着的“玩家”,终于使这项工作有了一个结果,也给自己刚刚逝去的二十多年一个交代 。

虽是“玩票”,过去二十多年中我已围绕人格、态度、舆论、情绪、群体心理等主题陆续完成了多篇论文,从2002年起这些研究成果先后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天津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 。其间,这项研究还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2JJD810020)的支持,而我在政治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也逐渐整合于由项目名称“政治心理学:一门学科和一种资源”所概括的思考框架中 。
一项研究竟然会断断续续迁延二十多年,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说都是一段不短的时间,而我则在其间经历了有关不同问题的内心冲突甚至产生了自我怀疑 。
虽然我从一开始就将自己定位为政治心理学的“业余”研究者,却从未想过放弃,反而在有限的职业生涯中将二十多年时间投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这种状况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有时也让我不安:是不是偏离了自己的专业领域比较政治学,走得太远了?但看到诸多学术先贤如哈罗德·拉斯韦尔、戴维·伊斯顿、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鲁西安·派伊、塞缪尔·亨廷顿、西摩·M. 利普塞特、斯坦利·霍夫曼、西德尼·维巴等的研究都曾涉及政治心理学,或其研究就起步于政治心理学,则稍感安心和宽慰了 。政治学理论“常常含蓄地建立在有关人们如何思考和感受的基础上”,因而本质上都与心理学相关 。那么,有这么多学术先贤涉足政治心理学领域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
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心理学对于人们理解和应对现实问题具有天然的亲和性 。人类似乎拥有一种天赋,即使很少或没有接受过教育,也能发展出运用心理思维本能预测或解释他人行为与心理状态的能力 。许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相信,这种能力源于正常的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某种原始的或“民间的”(folk)心理学思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们通过运用自己的思想资源来模拟他人行为的心理原因,从而预测和解释他人的行为 。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涉及通常被称为“民间心理学/大众心理学”(folk psychology)的常识心理学(commonsense psychology),并提示了心理学重要的认识论意义乃至实践功能 。
政治心理学一般以某一地域范围内的特定人群为研究对象(无论是在个体层面还是群体层面),其研究结论的普遍性因此常常受到怀疑 。近年来,政治心理学研究中出现了基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比较研究 。其中,一些流行的研究议题(如政治信任),以及一些迫切的现实问题(如不同国家对待外来移民包括难民的态度)等,越来越多地被置于比较框架中加以探讨 。政治心理学研究中的这一重要趋向,竟使我产生了一丝喜悦,尽管其中的比较逻辑与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比较逻辑存在很大差异 。

“什么是政治心理学”是一个并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而“政治心理学研究该如何做”的问题则更为复杂 。在二十多年的学习和研究中,我有时会为这样一个问题所困:我是在做政治心理学研究,还是哲学研究?这种感觉在进入宽容、政治信任等主题时尤其强烈 。直到读了哈耶克的《感觉的秩序》(The Sensory Order: 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Theoretical Psychology, 1952),看到他作为经济学家在探索理论心理学时,也遭遇了可能在心理学家看来其研究内容“更像是哲学问题而不是心理学问题”的困扰,我竟然产生了某种“救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