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所|做学问一定要耐得住寂寞——怀念王梓赋同志

□郭元晞
几年前,我在四川省人民医院住院去检查时,偶见王梓赋坐在轮椅上被人推着晒太阳。那时,他已经100岁了。得知他住的房间后,我因自身病重无法前往拜会,便委托妻子陈晓燕给他送去了水果和鲜花,并代我向他致敬。最近才从《四川日报》上看到王梓赋已于2021年10月16日逝世,享年106岁。我顿时觉得应该写点回忆,以表达我对他深深的怀念之情。
王梓赋是超过百岁的长寿老人,是1932年秋就参加革命并享受正省级医疗待遇的老同志,是对我有知遇之恩的老前辈。
我与王梓赋的认识是1977年初,那时我在四川大学经济系读书已进入最后一个学期。我所在的班级的那个小组所有同学,都被安排到当时位于成都百花潭公园旁的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实习。王梓赋是经济研究室主任,直接管理我们的实习工作。在我们毕业实习结束分配工作后不到半年,他很快就主动给我写了一封信,问我愿不愿意到省哲研所来,我说愿意。于是他就把我借到省哲研所经济研究室工作。1978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更名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之后,暂时将所有人事编制冻结,所有借调人员清退,我又回到了原单位。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省委专门给当时新成立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批了50个指标,于是,经济研究所就急需大量进人。王梓赋又向新成立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领导积极推荐我。他又再次写信给我,让我去见一下新任的四川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林凌,这就使我于1979年正式调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使我得以从那时起就投身到我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大业之中。为此,我一直感恩于他。可以说,没有他在我们毕业实习独到的慧眼和对我的器重与鼎力举荐,就没有我后来走上的经济科学研究之路历程。
王梓赋是一个具有很高思想境界和知识修养的领导。他长期在宣传理论战线工作,业务相当精湛。他衣着朴素,言语不多,不事张扬,待人谦和宽厚,行事低调,虽然很早就参加革命,具有很深的革命资历,但从不提起个人的经历和功绩,完全没有架子。他总是以长者的风范来感染我们。他对我们说话总是以和风细雨的口气,娓娓道来,循循善诱,让我们有如沐春风的感觉,很是舒畅。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好几次聆听他给我谈到择业要不要搞科研和怎么做好科研工作的时候,他很明确地说,搞研究工作就好比入法门,一定要静得下心。做学问就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这几句话,虽不是他最先说,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说,应该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传承中做学问人的共识。但在那个年代,我还很年轻,刚出校门,还没有开始做学问的时候,就如醍醐灌顶,耳目一新,立即感觉到我在面临人生道路选择时他给我提了个醒。 因此,他的这几句话,让我记了一辈子。
【 研究所|做学问一定要耐得住寂寞——怀念王梓赋同志】最重要的是,他的这个教诲,其实也是他本人在宣传理论战线一路走过来自身的感悟。从18岁就投身于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洪流之中,作为革命者的他,一直在党的宣传理论战线潜心做好组织和管理工作。后来从省哲研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到安然离休。他凭着自己良好的素质和涵养,在党88年,始终耐住了寂寞、守住了清贫,忠于党的初心从未改变。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耐得住寂寞是做学问最基本的修行,需要有不同于常人的定力。只有做到“静如止水”才能真正沉下心来在科研领域刻苦钻研,做出成就。尤其是在当下,无论从事理论研究领域,还是政策研究领域都是做学问,需要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专心致志才能做好。只有耐得住寂寞才能研究出好成果,做出大学问。反之,心烦气躁、急功近利,三心二意,就不可能做好学问。尤其是在这“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要耐住寂寞确实很难。近些年来学术领域出现的这样那样的不正之风,都与做学问耐不住寂寞有关。以致于没有经得起实践检验粗制滥造的论文泛滥,有的写不出文章就找人代笔,别人写的论文要搭上自己的名字。甚至一些人既要做官,又要捞钱,还要披一件学者的外衣。这些,都搞坏了学术风气,已经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引起大众的不满。为此,除了在各方面的制度上健全之外,很重要的就是要大力倡导做学问一定要耐得住寂寞的信念,并以此形成良好的研究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