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君臣恩怨：康熙帝和赵申乔之间的关系( 四 ) _生活百科

为了解决湖南的加派私征积弊，申乔建御碑亭，将康熙帝的旨意勒石通衢，严饬属员痛改前非，洗心奉职。当时，湖南征粮一石，加派银四五钱至二三两不等，有软抬、硬驮、公费、脚价等名目。条编银一两加耗至二三钱。申乔下令全部废除，并对藐法不遵，重为民害者，据实纠参。巴陵知县李可昌等人因此被革职治罪。湖南的吏治民生出现好转。
李光地曾是申乔的举荐者，对申乔在湖南的政绩感到欣慰。他说道：“如今最苦，是朝廷用一清洁自好不要钱人，便群起而谤议之，造为蜚语。闻其善则疑，闻上意不然之则喜。如赵申乔到湖南，果将数十年积弊剔除，而京师人预言赵某一到，楚中必竟逼反。今幸而一年，楚中尚贴然。”[27]
此后，申乔疏言：清浪、平溪二卫僻处山隅，请改征本色为条银，以免运费;漕运旗丁耗赠银米，请于起运前预行给发，以免穷丁困苦;全楚延袤数千里，中隔洞庭大湖，路途既遥，风波复险。选授教职时，请将湖北人授湖北之缺，湖南人授湖南之缺。皆获清廷批准。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 ，内阁学士宋大业奉命祭告南岳，返京后劾申乔轻亵御书等款。康熙帝命申乔明白回奏。申乔遵旨回奏，对宋大业的指控逐一驳斥，并指出大业之所以诬告，是因为曾两至湖南，多方需索。此次入湘，因南岳庙工余银已报部充饷，不得遂其私[28] ，便捏词诬陷。疏入，大业被革职。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春夏，因商贩囤积居奇，湖南等地米价日贵。申乔开仓减粜，米价稍平。[29]八月，他疏言：“永州镇中营游击唐之夔违禁取利，将饷银发钱铺换钱，给银少，而取钱多，又令营兵放债，盘剥小民。其永州镇总兵官李如松故纵属员，不加管束，又自行开设典铺，亦属违例，相应题参。”得旨：“该部严察议奏。”[30]随即，他又疏参湖广提督俞益谟抽调衡协兵丁三十五名，以致营伍空缺。得旨：“著俞益谟明白回奏。”[31]康熙帝虽然下令处理申乔参奏之事，但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赵申乔为人苛刻，参劾武官甚多。武官与文官不同，即尔等文官，能一无所取乎?己即不取，能禁家人一无所取乎?故抑武人，乃明代陋习。武人粗鹵，不宜抑之太甚。大凡治天下之道，当以和平为贵也。”[32]
益谟亦劾申乔苛刻。十二月，康熙帝命吏部尚书萧永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度昭前往湖南，与湖广总督会审具奏。翌年正月，康熙帝谕“巡抚赵申乔、提督俞益谟，互相参劾，有乖大体。巡抚有疆陲之责，提督有弹压地方之任，伊等同在一省，而不相睦，必致贻误地方。著俱离任候审。湖广提督印务，令镇筸总兵官张谷贞署理。偏沅巡抚印务，著差往审事侍郎王度昭署理。”[33]
当时冒支兵饷的问题较为普遍，申乔对益谟的弹劾引起连锁反应。五月，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赵申乔参俞益谟以来，武弁始知警畏。今天下兵丁，额数缺少，而空名食粮者甚多。所关者大。卿等皆国家大臣，当于此留心。”[34]然而，康熙帝并不想深究。闰七月，他又谕九卿等：“自赵申乔参俞益谟之后，为督抚者每每苛求武弁。武弁非读书之人，但披坚执锐，用命杀敌而已。地方文官多有火耗银两，武弁绝无所得，然于兵丁能效力者必量加赏劝，庶军士尽皆鼓舞，遇敌肯前。若毫无赏劝，何以使人乐为之用乎?昔人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今文官生当太平，但知以成法苛求武弁，总不为武弁一筹画之。昔三藩变时，张勇、王进宝、赵良栋、孙思克等戮力为国，扫除逆寇，亦因朕倚任恩深，帑饷繁多，犒赏无缺，故士卒听其指麾，用命效死，乃能成功。武弁虽不可纵之使骄，亦不可摧之使弱。我朝武弁历来并未骄纵，若挫辱之，使气渐颓，则所关甚大。”[35]结果，益谟休致，申乔还职。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十二月，申乔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