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刘邦鲜为人知的一面：屠城杀降任人唯亲( 三 ) _刘邦

司马欣之死，当为《史记》中隐而微之事，却仍属有蛛丝马迹可寻者。而殷王司马卬之死，就毫无迹象留存。自汉二年司马卬降汉后(实则为灌婴所虏)，就在《史记》中失了记载。而《汉书·高帝纪》却明确记其死于汉二年、汉从彭城败退后。此事不见于《史记》，班固或另有所见。如果班固所见不假，则司马卬之死与司马欣之死似有相通之处，即二者都死得不明不白。
尽管刘邦的杀降属于微而隐，但事实俱在，不容置疑。问题是，为何在放弃或失支抵抗后，这些人却遭到杀戮了呢?这个问题确实耐人寻味。联系到汉定天下后，韩信、彭越之死，或可对理解这个现象有所帮助。即，杀降是为了避免出现混乱局面，如果这不是全部理由，至少是一部分人如此结局的原因。
魏王豹、代王陈余、赵王歇、齐王田广还有司马卬虽然不是什么厉害角色，但也都曾是领袖一方的人物。尤其前二人，都具有一定的开拓能力，有一定的凝聚力，可以登高一呼，从者云集。这样的人之存在，总是让志在天下的刘邦心存忌讳。而司马卬亦非泛泛之辈，在赵王武臣失败后，司马卬曾一度变成了一支独立作战武装，其在秦之腹地作战，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得到发展壮大。更有甚者，其先反叛项羽，后因力不能敌，与项羽派来进攻的陈平媾和罢兵。这等能屈能伸的功夫，与刘邦极为相似，刘邦容他不下，亦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章邯和司马欣，此二人是秦将，双手沾满了反秦武装的鲜血，刘邦对他们不仅在感情上不兼容，在理智上也不能允许他们继续存在。故在俘虏二人不久，即将其处死，满足了刘邦及其部下感情和理智的需求。还应该考虑到，赵地与齐地的平定，并非一帆风顺，如果让赵、齐二国之王留下来，对于二地的敌对势力来说，是留下了精神支柱。故处死二人，或可使两地的平定得以顺利进行。因此，刘邦的杀降将，是有其政治上的考虑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刘邦的本性残忍，而要与天下大势相联系来考虑，才能见其深意。
鉴于上述考虑，刘邦的杀降，或可包括临江王共尉。据《荆燕世家》，“汉王因使刘贾将九江兵，与太尉卢绾西南击临江王共尉。共尉已死，以临江为南郡。”而《傅靳蒯成列传》则另有说曰:“(靳歙)别定江陵，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洛阳，因定南郡。”江陵王，即临江王，江陵为临江国都。则共尉并非战死，而是被生擒，《高祖本纪》明言，共尉是被“杀之雒阳” 。其实汉击共尉一事，本来就不合情理。据《高祖本纪》，汉令卢绾、刘贾击共尉在汉五年正月后，其罪名是“故临江王驩为项羽，叛汉” 。而《秦楚之际月表》记汉五年十二月，“汉虏驩”，表明，汉击临江之事是紧接着项羽之死、楚地大定之后就进行的。
《史记》以一事之始的时间记其最终结果的现象经常发生，此为其一例。故临江之定或非此时的事，其始则可确定为此时的事。《韩信卢绾列传》称:“汉五年冬，以破项籍，乃使卢绾别将，与刘贾击临江王共尉，破之。”汉初以十月为岁首，十二月在正月前，汉击临江时间的不统一，表明了罪名的不成立。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临江在楚汉战争中的立场。尽管临江与汉、九江、衡山一样均为旧楚将而封王，但其没有在战争中帮楚是有一定根据的。据《黥布列传》:“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九江王，又多布材，欲亲用之，以故未击。”则与项羽交好的楚军旧将惟黥布一人，其余三人，汉王刘邦已叛，临江王共敖与衡山王吴芮不执行项羽杀义帝的密令，估计也与项羽关系疏远。而吴芮因与黥布的姻亲关系，在黥布归汉后，可能也有助汉的倾向。据《汉书·高帝纪》，汉五年正月，劝刘邦即皇帝位的诸侯中有衡山王吴芮，而刘邦的答谢诏称:“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则吴芮与项羽有积怨，并肯定至少在楚汉战争后期，加入到汉阵营。而临江国可能在整个楚汉战争中都处于两不相帮的境地，《高祖本纪》称其叛汉，只是欲加之罪的说法，不足为信。何况此前临江没有助汉之举，就谈不上什么叛与不叛的问题。事实可能是先发起对临江的攻击，然后再安上罪名，因此，战争的性质是统一而非平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