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世风衰微的时候,为人子孙的,一味地只要褒扬他们死去的亲人而不顾事理 。所以即使是恶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铭,用来向后人夸耀 。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推辞不作,又因为死者子孙的一再请托,如果直书死者的恶行,就人情上过不去,这样铭文就开始出现不实之辞 。后代要想给死者作碑铭者,应当观察一下作者的为人 。如果请托的人不得当,那么他写的铭文必定会不公正,不正确,就不能流行于世,传之后代 。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铭,但流传于世的很少 。这里没有别的原因,正是请托了不适当的人,撰写的铭文不公正、不正确的缘故 。
照这样说来,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我说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 。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 。而人们的品行,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有实际大于名望的,有名过其实的 。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实事求是了 。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 。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写碑志铭文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但也许有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个 。因此铭文的流传是如此之难;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难 。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几百年中才有的 。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为其撰写公正而又正确的碑铭,它将流传当代和后世是毫无疑问的 。世上的学者,每每阅读传记所载古人事迹的时候,看到感人之处,就常常激动得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又何况是我曾巩呢?我追怀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铭所以能传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赐一篇碑铭将会恩泽及于我家祖孙三代 。这感激与报答之情,我应该怎样来表示呢?
我又进一步想到象我这样学识浅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还提拔鼓励我,我先祖这样命途多乖穷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还写了碑铭来显扬他,那么世上那些俊伟豪杰、世不经见之士,他们谁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门下?那些潜居山林、穷居退隐之士,他们谁不希望名声流播于世?好事谁不想做,而做恶事谁不感到羞愧恐惧?当父亲、祖父的,谁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孙?做子孙的,谁不想使自己的父祖荣耀显扬?这种种美德,应当全归于先生 。我荣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赐,并且冒昧地向您陈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 。来信所论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听从您的教诲而加以研究审核呢?
荣幸之至,书不尽怀,曾巩再拜上 。
赏析:
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感谢信,它没有平常的客套,也没有空泛的溢美之辞 。而是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 。来述说“立言”的社会意义,阐发“文以载道”的主张,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 。文章结构谨严,起承转合非常自然 。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写这封信的缘起与观诵墓碑后的总的感受 。接着叙及撰写暮志铭的意义 。先提出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 。先言其异,次言其同 。本段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警世作用 。
第二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是不实;其次是“传者盖少” 。
第三段,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 。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 。作者在本段总的提出这个论点,然后再分说,“畜道德”和“能文章” 。最后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二三段为“转”,最后两段为“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修身上,盛誉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恩 。与文章开头呼应 。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曾巩是最重视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曾巩文章的这一特点,结构十分谨严,内容环环相扣,起承转合,如行云流水 。此文可称得上曾巩文章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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