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初的民间选秀：选中的妓女能够身价倍增( 二 ) _妓女

“武榜”和“叶榜”为“花榜”增值
丁酉花榜结束不久，李伯元又计划筹办一次“遴芳会” ，也就是要亲睹目测参选者。其理由为：荐书中不实之词太多，不可过于相信。
“遴芳会”的由头虽然冠冕堂皇，然而一群以狎游为业的小报文人和一班妓女相会，说只是为了“验其真容，再分别等第” ，结果如何还真说不清，会不会有以身贿选的事，很值得怀疑。
总之， “遴芳会”的效果不佳，影响远不如以前的花榜。大约因所谓“遴芳会”不过是一群文人和几个妓女的自娱自乐，全然没有花选的大众性和娱乐性，自然少人问津。
此次失利之后，李伯元又回到对“花选”这一成熟产品的深度挖掘上来。创造力旺盛的他还开发了两种新名目：品评妓女中擅曲艺者的“武榜”和评选优秀阿姐的“叶榜”（阿姐即妓女中年岁较长者，譬之以“叶” ，有以“叶”衬“花”之意），大大提高了“花榜”的价值。
继首开花榜以来，李伯元的花选连开四届，算上武榜、叶榜之流，则十届有余。李伯元的最后一选，恰逢庚子拳乱，正因如此也选得别开生面。
庚子花榜专为由京津一带南渡避难的残花流莺而设。李伯元特作“拟订津门劫余花选启”一文曰：“津门花事，向极繁盛……一声鼙鼓，惊颇霓裳，舞榭歌台，可怜焦土。巢燕散侣，邻莺失群……惟闻野哭。悲夫悲夫！”

花榜的极盛与速朽
庚子年后，李伯元停开花榜，花榜之举非但未因此减色分毫，反因其巨大的商业利益，引得各路洋场才子纷纷跟进。
清末上海报人与妓女的狂欢，在李伯元之后进入了高潮。一批效仿《游戏报》，专登青楼妓寮消息的小报相继创刊：1901年的《春江花月报》、1902年的《娱闲日报》和《花天日报》、1903年的《花世界报》，还有《闲情报》《娱言报》《乘风报》等。
这些小报几乎原封不动沿用李伯元“花榜-武榜（艺榜）-叶榜”的模式。为了敛财，有些小报甚而一年中开夏秋两榜。然而，花榜毕竟是无聊文人的余兴节目，不得长久，由极盛到末路也不过几年时间。而花榜越开越频，花魁越选越多，已有泛滥之势，沪上诸君渐不觉新鲜。
诸小报为求生计，私下为妓家大开方便之门，也助长了选花榜的贿选之风。对贿选，李伯元在初创花榜时便有所警惕。他曾听说以前有某家报馆拟开花榜，先派访事人到各弄各里抄写妓女姓名，该访事人乘便向妓女索贿，每家自一两元至数十元不等。对此类行径，李伯元深以为不齿：“不特有坏名声，且亦大负该报馆主人之初心。”
为表明公正，他在开花榜时特别强调：“甲第之高下，名次之前后，皆视此（投函）为衡，本主人不参一毫私定。”果然，他所办的几届花榜皆以规矩严密而为后世的上海老文人啧啧称道。而庚子年后，报社以花选之名向妓女索贿，已近惯例，丝毫不以为耻。
落到这般境地，花榜已沦落为妓女的变相广告，开花榜的小报也降格为引导消费的指南。因花选含金量大为下降，一些妓女也不屑于花魁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