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祥林案( 二 )


佘祥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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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祥林被宣判无罪释放反思命案必破多年来,在政法工作中存在着“重打击,轻保护”的倾向,突出的表现是“怕漏不怕错”,强调“严厉打击”但对防止冤错重视不够 。破案率的高低,往往成为考核各级领导和主管部门政绩优劣的关键 。对于某些影响重大的恶性案件,上级领导往往会“限期破案” 。2001年又进一步提出“命案必破”,这就给刑侦部门带来了巨大压力 。命案一旦告破,则立功授奖,皆大欢喜,也就证明了你是称职的领导;命案破不了,那就表明你工作不负责任或者没有能耐,一票否决,甚至会丢了“乌纱帽” 。提出“命案必破”的初衷,无非是要求高度重视对故意杀人等恶性案件的侦破,本意并不错 。但是,真理跨越一步就会变成谬误,这一口号蕴含着极大的危险 。同其他刑事案件相比,杀人案件较容易侦破 。这是因为杀人案件必然会留下许多证据———有被害人的尸体;有犯罪现场;有血迹、血衣或其他痕迹;有杀人所用的兇器,等等 。再者,由于杀人案件影响较大,公安机关也捨得投入精力去侦破,因而杀人案的破案率通常会高得多 。但是,由于主客观诸多因素的影响,必定会有一部分命案难以侦破 。国内外的刑侦实践表明,对命案能够达到70%—80%的破案率,就是了不起的成绩,“命案必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 。达不到这种硬性的指标怎幺办?直接的后果就会导致两种情况:一是“不破不立”,形成一部分隐案、黑案;二是虚报战功———只要抓到一个犯罪嫌疑人,就要其认罪 。只要招认了就算破了案,对上、对外都能交账 。在这种功利主义的驱动下,出现冤假错案就在所难免 。如果这种硬性的考核指标和功利主义的机制不改变,类似的冤案即使不发生在佘祥林身上,也可能发生在王祥林、李祥林身上 。刑讯逼供从佘祥林提供给媒体的申诉材料看,在他被刑警队扣押后,审讯持续了10天11夜,一天只吃两顿饭,不让喝水,不让睡觉 。申诉书列举了刑讯逼供的几个场景,儘管具体情节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但可以确信,佘祥林肯定被实施了刑讯和指供、诱供 。要不然好端端的一个无辜青年,怎幺会招认杀人?刑讯逼供,就是对被讯问者施以肉刑或变相的体罚,逼使其承认被指控的罪行 。如在本案中连续10天11夜的“突击审讯”,由两队警察轮番上阵实行疲劳轰炸,施加一个人无法承受的肉体痛苦和精神折磨,使被拷问者陷于极度疲劳、极度睏乏和极度恐惧中,使其产生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屈从拷问者的意志,承认原本并未犯过的“罪行” 。指供、诱供,则是在所提问题中包含着希望得到的回答,诱使被讯问者“顺桿爬” 。被讯问者在神志不清、迷迷糊糊的状态下,採用这种讯问方式会迅速见效,几乎是想要什幺就能得到什幺 。而一旦招供,讯问者又会进一步确信他就是罪犯 。其思维逻辑是:如果你没有罪,怎幺会交待出那幺多细节?殊不知这些所谓“细节”,正是由讯问者诱导而逼使无辜者複述出来的 。无辜者一旦屈打成招,便掉进了无底深渊,那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在佘祥林“杀妻”案中,当年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正是以这种屈打成招的、完全不可靠的口供作为主要证据,一审判处了佘祥林死刑 。古今中外的无数实例证明:几乎所有的冤假错案,都是由严刑拷打造成的,刑讯逼供和指供、诱供是造成冤假错案的总祸根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迄今许多警察对严禁刑讯逼供的政策与法律规定还当作耳旁风,甚至提出种种说词,认为“刑讯逼供有必要性和合理性”、“对犯罪分子决不能心慈手软” 。正因为如此,刑讯逼供才屡禁不止 。直到如今,一些执法部门对刑讯逼供的严重危害还缺乏清醒的认识,纠正的决心不大,措施不力,它与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相距甚远 。佘祥林“杀妻”案以“死妻复活”的荒诞形式,再次把严禁刑讯逼供的严肃课题摆在了全国公众面前 。要高度重视,拿出切实措施,不能听任其一而再、再而三地铸成冤案 。独立办案据新华社的有关报导,佘祥林“杀妻”冤案,当初就有一些办案人员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存在认识分歧,但经过市、县两级政法委组织有关办案单位、办案人员进行协调,并提出了明确处理意见,要求京山县法院“一审拉满(判15年),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这样就绕开了省高级法院 。这种近似于“先定后审”的做法,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是导致冤案发生的重要原因 。佘祥林冤案的平反,再一次凸显出“先定后审”的弊端 。必须认真落实党的十五大“推进司法改革”的要求,“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即使有关部门组织协调,人民法院也必须坚持法定的诉讼程式,认真审核有关证据,把好事实关和证据关,坚持依法独立审判,才能避免此类冤案的再次发生 。“民愤”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常常以“民愤”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之一,特别是对于死刑判决,往往突出强调“民愤”,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在佘祥林“杀妻”冤案中,我们便看到了“民愤”是如何影响司法机关办案的 。事实上,除了刑讯逼供之外,张在玉的娘家亲属无端怀疑佘祥林杀妻,并以各种方式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客观上成为铸成这起冤案的重要助力 。在张在玉失蹤3天后,其三哥张在生就到派出所报案,并提出佘祥林可能因其妻患上精神病而杀妻的怀疑 。在公安机关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后,张家亲属认为很可能就是张在玉,张佘两家遂反目成仇 。假如当初那具无名女尸的身份没有被错认,也许不会酿成这起冤案 。后来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现此案的疑点要求重审时,张家亲属多次上访,并组织220名民众签名上书,声称“民愤”极大,要求对“杀人犯”佘祥林从速处决 。由此可见,当某些民众由于不懂法而又认準了一个死理时,往往会打着“民愤”的旗号,做出一些极度不理智的举动,迫使司法机关按照他们的错误认识去办案 。其实,“民愤”是一种情绪化的概念,具有相对性 。例如,一般民众对小偷十分痛恨,而对走私犯罪则几乎没有民愤 。丢了自己的钱,人们会感到切肤之痛,恨不得把小偷都杀掉才解气;而走私是偷国家的钱,人们似乎感觉不到自己有什幺损失,反而还能买到便宜货,所以对走私犯罪以及盗用名牌、盗版光碟等没有“民愤” 。看来,我们应该对“民愤”再冷静地思考 。如果司法机关顶不住“民愤”的压力而铸成了冤案,那些无知的民众却不会为你去埋单,吃不了还须你自己兜着走 。冤狱赔偿佘祥林“杀妻”冤案真相大白后,下一步面临的是再审改判,为蒙冤者平反昭雪并进行赔偿 。据报导,对佘祥林如何进行赔偿,有关法院已做了研究 。用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位负责人的话说,“佘祥林被羁押了3995天,按照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初步估算的赔偿金将在22万元左右 。”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国家赔偿法是1994年制定的,上述赔偿标準显然过低 。近些年来许多地方搞“形象工程”,请一位名演员去唱一首歌,出场费动辄数十万元 。而无辜者背着“杀人犯”的黑锅,受尽了委屈与折磨,坐冤狱11年却得不到名角唱一首歌的收入 。两相对照,令人深思 。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赔偿法,规定的赔偿额很高,通常是受害人经济损失的数倍 。美国有一位被控强姦的犯人入狱17年后,检验出精液不对,宣布无罪释放,法院给了他冤案赔偿费850万美元 。平均每坐一年牢获赔50万美元,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年薪相等 。与其他国家的冤狱赔偿相比,我国的赔偿金额确实过低,而且它的计算方法就颇成问题:所谓“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该如何理解?这使人联想到黑心老闆被迫补发拖欠民工的工资,难道蒙冤坐牢是为监狱打工?他遭受的折磨就可以一概不计吗?再说,“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 。当前我国职工的收入呈现相当複杂的情况,一般职工除了工资以外,另有各种补贴、津贴和奖金,例如公务员的“车补”每月就高达一两千元 。工资以外的收入通常都大大超过了工资 。其他情况①佘祥林的母亲杨玉香因不相信儿子会杀人,上访申诉竟被关了9个月 。9个月后,让她家拿钱来领人 。佘母被领回时已变成又聋又瞎,3个月后含恨而死 。②佘祥林的长兄佘锁林,为给弟弟申冤,被关41天 。③某村村民倪乐平,因写了一个曾见过张在玉的良心证明,被关了3个月 。可怜无辜的佘祥林被错定为杀人犯,他一家竟被搞得家破人亡 。这些问题该如何处理?是否属于应该赔偿的範围?如果说国家对佘祥林仅仅赔偿22万元的话,岂不等于在旧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那就会又一次造成新的不公正 。总之,佘祥林“杀妻”错案凸显出立法、司法和国家赔偿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又为我国法制建设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感谢张在玉的“死而复生”,佘祥林也绝不应是白坐11年冤狱 。作为普通百姓,我们不应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热闹,而应以主人翁的姿态,剖析这一冤案产生的原因和总结经验教训 。但愿佘祥林的冤案不要在热炒了一阵之后又被人们渐渐地淡忘,佘祥林付出的代价,理应对健全法治和保障人权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