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内英一( 三 ) _生活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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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蝉的坂内英一我前面提到过的那本为孩子们写的书讲述了许多数学家的故事，其中强调了对数学和科学的信仰，以及对纯学术的敬佩。儘管书中没有明确提及，但是我认为这是与当时反战、悔战、渴望和平的社会氛围相关联的。我一直深爱并珍惜那个年代的这种情感。因此，我对数学和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这就是数学对于我的主要意义。具体地说，就是只为了数学和科学而研究数学和科学。我相信这种态度在我这一辈人中是普遍的，绝不仅限于我自己。东京大学一直是日本最负盛名的学府。在我读书的年代，每年有近千名新生进入东京大学理工部学习，并在两年的学习之后分配到不同的系。那时，儘管新生们知道物理系或数学系招收的人数相当有限，大部分人将不得不在两年后被分到别的系，还是有近半数的新生把进入这两个系作为头两年的奋斗目标。事实上，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嚮往乾净单纯的生活，希望远离战争，远离贪婪的资本主义。儘管你们会觉得奇怪，但是我那时的确已经铁定了心思非数学不做，我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数学的学习和研究中。那时（即使现在），家长都希望子女能过安全舒适的生活。故而，在我读书的时候，许多父母并不希望自己的小孩研究数学，因为他们普遍认为数学专业的学生只有极少数有机会在毕业后从事学术研究，而大部分只能去当中学教师或者成为保险公司的雇员。在选择院系的时候，我和我的许多同学都必须与父母斗智斗勇，我们极力希望能被选入数学系，并愿意独立承担风险。在目前的日本，如果一个年轻人想进入数学专业学习，来自家长的阻力已经不太多了，因为由于资讯时代的到来，比以前多得多的公司需要僱佣数学专业的毕业生。我不是很清楚中国学生选择数学专业的确切情况，但我估计中日两国的情况是类似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日本的研究生入学考试竞争异常激烈。我的研究生同学都很聪明，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具备成为数学家的素质，并且许多也确实成为了成功的职业数学家。我仍旧记得我得知自己被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录取时的高兴心情。读研期间，我的时间基本都花在了数学研究和学习上。20世纪60年代，日本大学以及西方许多大学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而我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坚持以数学为第一要务，我也在研究生课程结束时与妻子成婚。我选择了有限群论这个方向进行钻研并开始了我真正的学术生涯。相较于学习课本和準备考试，我更喜欢动手做研究（在我成为教师以后，我总是鼓励我的学生们儘早开展真正的研究。我相信这是激励他们深入学习的最佳途径）。获得硕士学位后，我成为东京大学的一名助理教授。这样，我作为一个低资历的教员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学校当时指派我去指导几位本科生，伊藤达郎是其中的一位。于是他从本科阶段就参与我的研究，我们当时一起解决了图论中一个着名的问题，即在给定取值至少为3的最大度和直径的网路中没有一个其节点个数可以达到所谓的Moore界。我在这段时间还发表了几篇关于置换群的论文，并在1974年通过递交研究论文的形式获得了东京大学博士学位。我想这些早期成果让我得到了同行的认可，尤其是因此结识了许多外国数学家。1974年的一个偶然场合，我获得了申请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后的机会。我的博士后申请并没有成功，但却很快收到一份俄亥俄州立大学预备终身助理教授的聘书。这是一件很罕见的事情，让我非常吃惊，因为我的英语水平一点儿也不行，我完全没做好用英语开展教学的準备。鑒于我薄弱的英语水平，他们耐心地允许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头一年讲授只有很少学生选修的研究生前沿课程（这也非常罕见，在今天的美国甚至不可想像）。无论如何，这种安排使得我可以开始适应美国的生活。到了俄亥俄以后，我的兴趣从群论转向了组合学。20世纪70年代，有限单群分类问题盛行并主导着群论领域。同时，这又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我不能很好地纵观全局。当然，我的倔脾气也被激起了，于是我就开始研究组合学。那时几乎没有日本数学家在组合领域工作，这一领域也被日本的主流数学界所看不起。在美国，情况有些许不同，组合学正在开始逐渐被承认为一个严肃的数学领域。我的基本想法是从群论角度来为组合学提供价值观和指引方向，我并不準备在组合问题中仅仅套用某些群论技巧。我对自己的研究纲领的正确性充满信心，并準备在这一研究方向上坚持下去，做出突破。所以我有目的地用“代数组合”来命名这一从群论观点来研究组合学的新研究方向，并开始系统地研究这种“组合对象的表示理论” 。我积极主动地投身于这一研究事业，并为自己可以作为这个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发挥主导作用而感到骄傲。此研究领域先是逐步被外界认可，继而迅速得到了全球数学界广泛和强有力的支持。我把我们的研究方向的基本理念概括为“没有群的群论” 。我和伊藤达郎于1984年合作出版的《代数组合》一书对这一研究潮流起着基本的推动作用，该书第一次正式使用“代数组合”这一名词（我们目前正努力编写《代数组合II》，并希望能儘快完成，它也是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工作期间的一个重要任务）。我喜欢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教学，还有家庭生活。我们不仅可以在俄亥俄的优良环境中抚育孩子，我还得到了许多同事的大力支持，并于1979年获得“俄亥俄州立大学杰出研究奖” 。此后，我的学术道路非常顺利，在1984年成为俄亥俄州立大学终身正教授。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指导了11位学生获得博士学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现在是职业数学家，工作于世界各地。我原本以为自己将在美国度过余生。儘管我对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生活非常满意，但是我仍然关注日本的数学。日本的数学家在某些领域有杰出表现，特别是诸如数论、代数几何这样的传统数学领域，但是日本数学并没有在每个领域都达到高水平。例如，组合学在日本被视为次等学科，完全没得到应有的重视。我的一个抱负是扭转日本数学界的这种气候。因此，当我在1989年看到九州大学公开招聘数学正教授的启事时，我便申请并获得了这一职位（那时，日本大学进行公开招聘并欢迎外部人士申请的情况是不多见的）。即便是现在，我也不确定我回日本的决定是否明智。但是一旦下了决心，我就毫不动摇地回到了日本。所幸的是，我的孩子们都能够适应日本的新生活。于是我在自己的祖国安心地开始了新的工作。在九州大学，我指导了很多学生，包括培养了25名博士生（其中8位没参加课程学习而通过直接递交研究论文来获得博士学位）。我在九州大学培养的许多学生也已经成为了职业数学家。我感觉我已被日本数学界所认可，我在2007年获得了日本数学会授予的“代数奖”，该奖表彰我成功推动“代数组合”这一研究领域的终身成就。但说实话，我并不确定我在日本是否真正取得了成功。我完成了在日本建立起一支强大的代数组合研究队伍的目标。另一方面，在日本数学界中仍然存在很多地方政治，日本组合学界在不同方向上各自为战，不同的研究团队之间没有良好的沟通交流（当然，这也许并不只存在于日本，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也都有类似情况）。在日本的体制中，在九州大学，我们必须在63岁时退休（现在可稍许延长）。作为退休人员，我们不能继续正式授课，也不能继续指导学生。我对退休后的生活没有清晰的计画。这时，非常奇特的事情再次发生。我的一位好朋友、一位研究组合学的法国数学家告诉我，上海交通大学有许多职位正在进行全球公开招聘，他认为我应该提交一份申请。于是，我在2009年提交了申请，儘管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机会等到一份聘书。我深信自己能够帮助上海交通大学发展“代数组合”这一重要研究领域，帮助上海交通大学成为该方向世界上最重要的研究中心之一。然而，我不知道上海交通大学是否会认为我年事已高从而不适合该校的一个全职岗位。从提交申请到正式获得聘书花费了一些时间，但是我总算得到了这个全职的工作机会，从而可以继续我的教学事业。我非常感激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所给予的支持。从2011年2月起，我在上海交通大学重新开始了教书生涯。同为退休数学家的妻子陪同我来到了上海，我们非常喜欢并珍惜这一新的机遇。上学期我应邀为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大四学生开设了图论课程，给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是这群孩子的聪明才智，我也意外地发现给这些学生上课是件多幺愉快的事情，他们对学习充满热情，对教师彬彬有礼。虽然我用英语授课，但是与学生的交流似乎并不存在语言障碍。今年的春季学期以及去年的春季学期，我利用每个周末来讲授一门非正式的课程，听课者是主动前来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教师组成的混合群体。我在演讲中提出了许多未解决的问题。令我非常惊讶的是，当时还只是计算机系一年级本科生的一个小伙子解决了其中一个问题，并在一家科研杂誌上发表他的工作。他的确让我感到惊讶。我还发现一些其他同样非常厉害的学生。我很期待将来能与他们合作研究数学。我相信我们可以在上海交通大学组建一个研究小组，把这里变成世界上一个强大的“代数组合”研究中心。我与本系的同仁一起正在组织一个将于2012年8月召开的“2012上海代数组合会议”，详情请参考以下连结：我相信这次高规格会议将是上海交通大学被承认为世界上代数组合研究中心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