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内英一( 二 )


坂内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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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内英一与夫人坂内悦子我是一个数学家 。我从2011年2月起作为致远讲席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全职工作 。我很喜欢在上海的新生活,我非常感谢上海交通大学为我提供在此工作的机会 。我1946年出生于日本并一直在日本国内接受教育,1968年东京大学本科毕业,1970年东京大学硕士毕业,之后成为东京大学助理教授(注:当年聘为助理教授通常不要求获得博士学位,并且允许在工作后以提交论文的形式来申请博士学位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1974年到1988年间,我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工作,历任助理教授、终身副教授和教授 。我1989年回到日本,就职于九州大学直到2009年63岁时退休 。在日本教育系统里,63岁是一个法定退休年龄, 而退休人员是不能继续上课或者指导学生的 。我对此深表遗憾,因为我想继续我的数学事业,而且我相信我仍然会对许多学生大有帮助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9年止,我累计访问中国有10次左右,或作短期访问,或参加会议 。由于河北师範大学的几位相熟学者的邀请,我在2010年冬季以访问教授的身份访问该大学3个月 。在访问河北师範大学期间,我收到了上海交通大学的聘书 。我期待一个全职工作的岗位,让我有机会与年轻学生一起工作, 所以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上海交通大学的聘请,并于2011年2月初正式在上海交通大学开展我的教学科研工作 。我于不同时期在日本、美国和中国分别获得过全职工作,这种经历也许并不常见 。我愿意谈谈我在人生各个阶段处于各种不同环境中的一些感受 。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长大的,我认为那时是日本的一个非常好的历史阶段 。不幸的是,这一观点也许并不为多数日本人所认同,儘管近期也有一些出版物和电影对那个年代进行了缅怀 。那时的日本非常贫困,社会秩序也没完全建立起来,但是我们满怀希望,踌躇满志,人与人之间的关係也很亲密 。在一定意义下,我感觉今天的中国也处于这样一个很好的历史阶段 。现在有许多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人,认为今天发达的日本好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甚至有不少人认为日本目前的社会制度比其他国家的制度优越 。我完全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我知道我的观点不是日本的主流,但身为一个日本人,我也无可奈何 。这是一个也许要进一步讨论的话题 。老一辈人有时会抱怨年轻人丢失了梦想,而年轻人看到了当今日本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时,又会埋怨我们上一代人埋下了诸多祸根 。事实也许确实如此 。日本的代沟问题已相当严重 。读国小时,我的最爱是各种昆虫,包括蝉、蜻蜓、蝴蝶、甲虫、蝗虫、蚂蚁等 。直到现在我还非常善于捕捉和观察各种昆虫 。我们那个年代的小男孩儿普遍对各种小昆虫感兴趣,但这一喜好在当代的小朋友们当中已不再流行 。现在的孩子们往往沉迷于各种电子游戏和卡通片,当然,我们小时候也很喜欢各种漫画书 。我在国小期间阅读了法布尔的《昆虫记》, 于是做一名昆虫学家成为我那一阶段最大的梦想 。当我跨入中学校门以后,我意识到世界上专门研究昆虫的科学家为数不多, 而需要死记硬背的国中生物课程也让我觉得索然无味,这导致我放弃了成为自然学家的愿望 。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很好,我也对数学一直很有兴趣,但在初一的时候我才开始真正着迷于数学 。我那时读了一本关于欧几里得几何的书,书中採用传统的方式来讲述欧几里得公理化思想 。我也读了许多为中学生写的数学家故事,知道了阿贝尔、伽罗瓦和其他传奇数学家的事迹 。我被这些数学家的坚定意志及人生经历所深深感动,儘管他们的生活并不总是与快乐相联繫 。在我读过的众多读物中,有一本是我尤其喜爱的,它讲述了“为数学而数学”和“为科学而科学”的哲学理念 。当我成为职业数学家之后,我曾一度试图寻回当年读过的这本小册子,但一直未能如愿, 从而这项任务成为我多年未完成的一个家庭作业 。仅仅在四五年以前,我才终于在一家书店中买到了再版的这本书,当时真是欣喜若狂 。儘管对成为职业数学家意味着什幺还并不很清楚, 我在中学阶段越来越对数学产生感情,并越来越坚定地想走上数学之路 。我那时试着研究费马猜想(费马最后定理)和四色猜想 。其中, 费马猜想是说对于任一个不小于3的整数n,关于未定元x,y,z的不定方程x^n+y^n=z^n无正整数解;四色猜想则断言任给一张地图,我们总可以最多使用四种颜色来为每个国家着色,使得具有共同边界的国家所涂颜色互异 。很显然,我没有成功,我甚至没有获得任何有意义的进展,但是这些不成功的尝试仍然带给我很大的满足感 。(正如不少读者所知, 这两个着名的猜想目前都已经被证明了,相关工作是人类心智的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