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花|烧不毁的家( 二 )

小儿子烧得更重，脸和手烧得漆黑，入院几天不会说话，不哭，“就是忽闪忽闪有点气。”
一夜之间，家里一贫如洗。郭彦礼找过县民政局，领到200元救济款，眼看吃穿没了着落，他推着板车，车上坐着5岁的大儿子和3岁的小飞，芦桂芝跟在后面走，他们去讨饭，讨到钱就去医院治疗。
2008年，芦桂芝在河南一家医院治疗，发现医院侧门口躺着一个右半个身体布满血管瘤的婴儿，裹着红色棉被，在人群的围观下大哭。
她把孩子带回了家。“她有手有脚，我和小飞都没有手。她一把手就可以抵我们两个。”芦桂芝曾对别人说。
如今，13岁的雨楠帮芦桂芝扣扣子、提鞋。芦桂芝怕黑，晚上不敢一个人出门，有雨楠陪着就不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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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那两年讨饭的经历，53岁的郭彦礼眼眶湿润，“那几年是真难。”
关于这对夫妻，什么声音都有，有人跟郭彦礼说，不能坏了良心，抛弃他们娘俩。有一次，郭彦礼拉着车，对面走来两个小男孩，一个男孩说，你看他媳妇多难看，男的还抱着她，要我我就不要。
隔着几米远，夫妻俩听到对话，什么也没说。
芦桂芝嫌自己丑，在村里从不坐丈夫的电瓶车出门，出去打工后，她故意将回家时间和丈夫错开，“就感觉正常人和残疾人在一起没法过了。”
她甚至给丈夫介绍过其他女人，“我说我把老公送给你，家和小孩归你，我出去挣钱，你看家。”但郭彦礼没走，“不舍得离开这个家。”提起这件事，郭彦礼有些不好意思，称“没有的事”。
郭彦礼留下来，全心照顾小飞。出院不到两周，小飞的嘴唇长到一起，留出的缝隙只够塞下饮料吸管，郭彦礼把馒头搓成细长条，往儿子嘴里喂。感冒时，小飞的嘴和鼻子不能呼吸，口吐白沫，胸胀出一个馒头大的包，郭彦礼只能用棉球棒给儿子导鼻涕。
后来，芦桂芝讨饭，郭彦礼打零工，一天挣几十元。其间，有个安徽人想把小飞带走，去浙江一个县城的寺庙卖香，一个月给郭彦礼3000元，郭彦礼拒绝了。
小飞不能吃饭，郭彦礼寸步不离。有一段时间，他快支撑不下去了，想“一了百了”。直到1997年，小飞接连做了几次手术，嘴巴张开，不用人照看吃饭，郭彦礼才看到希望。那也是芦桂芝最开心的时候，夫妇俩确认，小儿子的命保住了。
这么过了几年，孩子们渐渐长大，大儿子开始上学，小儿子到了记事的年龄，两个儿子以后还要娶媳妇，夫妻俩商量着不能再讨饭，得干点“正事”。
芦桂芝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间的几厘米虎口，夹住了画画的笔。她去过南京、徐州、北京，专挑人多的地方摆摊，画花、鸟、鱼，让顾客随意出价。郭彦礼去了昆山，搬过砖，卖过水果，给人装修玻璃。
两人很少回家，芦桂芝有时过年也不回家。儿子们想念妈妈，在电话里哭着让她回家。芦桂芝总想着，过年时学生放假，人多，“多挣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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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钱一直是这个家最重要的事。
芦桂芝每天卖花收入不等，多则上千元，少则一二百元。每天挣够300元，一家人的房租、日常花销才算保住。
在雨楠眼里，爸妈永远围着花转。学校开家长会，妈妈没去过，都是爸爸去，有一次爸爸睡过头了，没去开会。以前每到寒假、过年时她都回老家，今年过年也没回去，也不过节，只吃了顿饺子，这么多年，都是韭菜猪肉馅儿。
不上学时，她在家玩手机玩到凌晨，第二天下午才起床。由于血管瘤压迫眼部神经，雨楠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另一只眼睛轻度近视，芦桂芝不让她玩手机，雨楠不听，她觉得不玩手机无事可干。
有一次，雨楠问芦桂芝，你知道小孩要的是啥吗，是爸妈周末带着去广场玩。芦桂芝说，那是城市的孩子，越到周末，咱们生意越忙。“那你们挣钱去吧。”雨楠甩来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