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帝对清官的不同态度养廉埋下渐衰隐患(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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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深信“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难除”,选拔大臣时,“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废事的清官 。”为了彻底消除官员好名的风习,他还一改康熙时期的做法,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员和为他们建祠树碑,他一上台就晓谕地方:“嗣后如仍造生祠书院,或经告发,或被纠参,即将本官及为首之人严加议处 。”(《雍正起居注》元年九月)雍正过于倚重能员,鄙薄清官,这种矫枉过正的措施也产生了消极后果,即时人指摘的“贪吏、酷吏者,无一不出能吏之中” 。此后乾隆大大强化了雍正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倾向 。他不仅贱视清官,而且对一切有沽名钓誉之嫌的官员深恶痛绝,绝不能容忍臣子以气节操守获取清名 。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日益松弛,清官不称于世,而墨吏出于能员者不乏其人 。后来养廉制度虽一直沿用,但各级官员不再以清廉品节相尚,虽一时畏于严法不敢出格,但忽略人品的砥砺与惩劝,已经埋下官场风气渐衰的隐患 。
论者多以为清代多贪官缘自俸禄过低,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 。雍正养廉并没有能够解决这一问题,而没有养廉的康熙朝恰恰清官不少,说明官员的道德人品和社会风气也很重要,只有将道德风气的砥砺、导扬与合理的制度保证相结合,方能收到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