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四如何看待康熙:赞美他是一位哲学王( 三 )


白晋第二次返回中国时(1698年),耶稣会士傅圣泽也随同来华 。起初他一直在福建、江西一带传教 。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白晋的推荐下,傅圣泽被康熙征召入京,协助白晋翻译《易经》 。康熙六十年(1721年)傅圣泽离华返回法国之时,带回中文古籍四千多部,都是替法国皇家图书馆购置的 。这批中国典籍,“成为欧洲汉学家研究中国的基础” 。台北故宫藏《奏覆差遣家人护送洋人傅圣泽进京折》(编号:故宫001972)记录了江西巡抚郎廷极派遣其子郎文烋护送傅圣泽从水路进京之事 。由此可见,路易十四派遣来华耶稣会士从事的学术研究与文化交流活动,为欧洲汉学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 。
这一时期,耶稣会士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与中国上层社会的交往上,采取的方式主要是以西方科学知识和科学仪器作为沟通交流的媒介,对于天主教教义的宣扬,则被包装在中国传统儒学的体系中,以符合儒家伦理规范的形式嵌入中国社会 。对于天主教教义与儒家伦理之间的严重分歧和冲突,则隐而不谈 。因此,即使是与传教士交往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康熙皇帝,对天主教的了解,也非常简单 。康熙晚年曾经召集白晋等十几位传教士面谕西洋人传教问题时说:“据尔众西洋人修道,起意原为以灵魂归依天主,所以苦持终身,为灵魂永远之事,其他无甚奥义 。”(《谕西洋人》,《清圣祖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直到康熙晚年,中国人祭祀祖先之孝道与天主教严禁祭祀天主之外其他神灵的矛盾才演变成重大冲突爆发出来 。罗马教廷所派特使多罗和嘉乐两人先后来华,向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和中国信众颁布了一系列规定,清廷与罗马教廷的冲突公开化,这导致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十二月下谕:“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之可也,免得多事” 。从此结束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第一次西学东渐的浪潮 。
纵观康熙与路易十四的这段交往,路易十四派出的耶稣会传教团充当中介对康熙的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 。他们用满文为康熙编纂的解剖学著作、历史著作帮助康熙在17、18世纪成为在科学与文化知识素养方面最为深厚的帝王 。在个人生活方面,康熙本来不喜饮酒,但在晚年却对传教士所进葡萄酒情有独钟,并说“西洋上品葡萄酒乃大补之物,高年饮此,如婴儿服人乳之力” 。台北故宫藏的一件康熙下令江西巡抚郎廷极派家人护送西洋人殷弘绪所进葡萄酒等物的奏折中,康熙朱批:“此折奏来的甚是,以后你有西洋人有进之物,折子上写明并奏闻” 。东西方两个帝王的交往通过这些事情可以勾勒出一幅清晰而生动的景象 。
康熙的“哲人王”形象在18世纪的欧洲所引起的轰动已经有众多中西方文化名人屡屡提及 。从康熙自身来说,他在长达60年的统治期间,持久而深入地学习研读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同时钻研西方科学知识与文化,将其应用到统治与行政的各项实践中,从而开创了清代最为繁荣昌盛的“康乾盛世” 。而遗憾的是,康熙皇帝对西方科学知识的学习和钟爱并未演化成一个时代的风气 。随着宗教冲突所引发的罗马教廷和清廷的先后禁教,东西方的科学与宗教交流发生中断 。路易十四和康熙皇帝的时代过去,也标志着亚欧大陆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封闭时期 。东西方门户再次打开,乃是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事情 。那时,中西方社会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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