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唐代百姓们反抗朝廷横征暴敛的唯一手段( 二 ) _朝廷

从天宝十四年(755年)到杨炎改革的建中元年(780年)为二十五年，衡州人口减少15000余户，总体上尚有18000余户，人口逃亡或死亡率约45% 。从780年到元和五年(810年)为三十年，户口由18000增至24000余户，增加了六千余户。这种增加与吕温的清查户口有关。但我们从这次清查中看到了衡州人口极大的流动性、流动的普遍性和人们定居时间的短暂性。
从吕温的清查中我们看到，从建中元年到元和五年的三十年间，衡州逃户及贫病死亡就达10000多户，占整个户口数的55%，而新逃至的又是16000多户。占当时户口总数的66%以上。逃亡与新逃至的达二万六千多户，超过当时当地户口总数二千多户。可见唐后期人口逃亡相当严重，三十年间人口变动异常剧烈，三分之二的人口都是新迁来的。这与柳宗元所说永州情况相似，三十至四十年间，人口逃亡或死亡率为70%—80% 。从柳宗元与吕温奏折中，我们看到唐中后期人口的流动情况，社会动荡，人心浮动，为逃避赋税与徭役，一个个家族或宗族，亲朋好友，拖儿带女，寻找避税之所，他们每到一处新地方，盖一间草房，还来不及住上三五载，又匆匆逃亡到另一个地方去。
造成唐代中后期人口大量逃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赋税与徭役。“夫流亡之人非爱羁旅、忘桑梓也，敛重役亟，家产已空，邻伍牵连，遂为游人。”(《新唐书》韩思彦传)人们逃亡，主要是逃避赋税与徭役，两税法的实施正是针对人口逃亡而来的。“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旧唐书》杨炎传)就是不分主户还是逃亡而来的客户，统统一样要向国家纳税服役。这种税收改革增加了唐王朝的税收，也多少改变了无地或少地农民赋役承担不均的问题，因而起到了相对稳定社会、减少逃亡的作用，但没有从轻徭薄赋这个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人口的逃亡到唐王朝灭亡之前都没有解决，逃亡实际上成了人民反抗的政府唯一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