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施政怪圈：感到孤立就滥杀结果更孤立( 二 ) _滥杀

这些措施目的虽然可以理解，但却打上了恐怖的烙印，让人不寒而栗。这对于刚刚诞生的新政权来说是极其不利于争取人心的，就连普通的老百姓也难以对这个农民政权产生认同感的。
三、专制暴虐，恣情滥杀
对于不愿归降的地主乡绅张献忠毫不留情地给予镇压，但是对于已经归顺并在大西政权里担任职务的知识分子，张献忠也不信任，常常恣情滥杀。“凡内外各伪文武官，偶有小过辄斩之。重则剥皮，实以稿而衣冠之。”《蜀碧》记载：担任张献忠大西政权的高级官吏，如右丞相严锡命，家住在绵州，张献忠路过那里，“见宅第壮丽，即命斩之” 。礼部尚书江鼎镇，“以郊天祀版不敬”，被杖责百下而死。兵部尚书龚完敬“以道不治，剥皮死” 。这些高级官吏偶有小过即被诛杀，中下级官吏被诛杀的就更多了。其部将孙可望引兵从汉中还成都，有部分官员前往郊外，“连名状迓之于郊，献忠怒其沿前朝陋习，按名棒杀者两百” 。“忽一日杀从官三百”，有人劝诫他不要杀得太多，张献忠说“文官怕没人做耶!”“祭酒某生辰，以受诸生仪一百钱，论死” 。夹江生员王志道能一笔写出一个斗大的“帅”字，张献忠即说：“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者必尔也!”于是便杀了他来祭旗。如此情形之下，人人自危，有谁还能安心的为大西政权效命。张献忠所展示出的不是一个农民领袖的风范，而更象是一个居于权力之颠的暴君。
张献忠的科举取士也是带有强制性的。如果不去参加，要受到极严厉的处罚，“妻子没入营，十家连坐” 。
考试之后，“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以为秀才在乡造谣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 。这样手段实在是残暴至极，难以安抚人心。张献忠的所谓科举考试只是机械的模仿自己敌人(明朝)的做法，并无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以重用的打算。其称帝前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举行三次考试，虽有急需用人的现实需求，却也说明他对科举之事并不是很慎重，无所谓章法，随意且充满血腥味。《蜀碧》引《寄园寄所寄》说张献忠开科取士得武状元张大受，“年未三十，身长七尺，颇善弓马……仪表丰伟，气象轩昂” 。张献忠见后喜不自胜，赏赐金银器皿并美女、田宅、家仆。然不到三天张献忠便对臣下说自己太喜欢这个状元了，喜欢得一刻也离不了，竟然派人去把这位新科状元并其赏赐的美女、家仆一并赐死。张大受死得不明不白，其实也正说明了张献忠的荒谬暴虐，人性之恶也彰显无遗。
四、经济措施的空白
张献忠率几十万大军入川，其后勤供给问题便显露了出来。以前的流动作战中，可以通过劫掠地主富商家的资财来补充军需。在进入四川后，张献忠的经济举措是一片空白。如同李自成在北京的“追赃助饷”一样，大西军在四川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几十万大军和各级政权的消费，基本上依赖没收和打粮。“籍富民大贾，饬各州群籍内富民大贾，勤输万金，少亦数千斤，事毕仍杀之” 。
《蜀碧》也记载说：“又拘绅袍富室大贾，罚饷银皆以万计，少亦数千，不问其力足否，事甫毕，则又戮之如初。”劫掠完了也就罢了，张献忠却还要残忍的将人杀害。同时还派军队四出打粮，《蜀乱始末》记载：“献贼每五日十日发人采粮” 。这样的举措对于一个要求稳定的政权，不仅不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而且必然导致生产的萎缩和停顿。如此强盗作风，怎能不让人深恶痛绝!
身居权力之巅的张献忠在统治策略上屡屡失误，将自己和四川各阶层对立起来了。他的残暴统治激起了民众的反抗，“逆(张献忠)残暴日甚，人知必死，凡有险阻，皆举义旗”，“起义兵斩伪令者所在皆是” 。残明武装如川南扬展部、川东曾英部也对张献忠施予了巨大的军事压力，张献忠几次派兵作战都没能取得胜利，反而损失巨大，“由是献贼图霸之心尽隳，剿民之心愈切” 。在地主阶级的对抗面前，张献忠用地域概念代替了阶级区分，把部分四川官绅的敌对行为，反而以为是“蜀人德不知怀，威不知畏”，“是惟尽诛之，始不起义尔。”从而走上了一条以暴易暴的道路。“蜀人自我得之，自我灭之，不留毫末贻他人也” 。“令闭郡邑城门，悉行斩戮”;“屠成都民于中园”;“沉金银于江”;并且诈称开科取士，将生员士子聚集成都青羊宫，然后杀害了其中的绝大部分(约五千人以上) 。甚至对自己的部下也“恶其党太多……欲汰(杀害)之” 。“其杀鳅奴死，雪鳅死，贯戏死，刳腹死，边地死，士尽矣!及匠佣，及妇女，及僧道，及兵卒，人尽矣!及犬牛，物尽矣!又焚其殿，碎其砌，毁其屋，堙其井，平其城，二年之间，骨积成莽，血流成渠”，在张献忠施政的后期，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的倾向：他越是感到孤立，就越发变得猜疑暴戾;而越是猜疑暴戾，就越发导致他良莠不分的滥杀，使自己更加孤立。张献忠独处于权力之巅，他的欲望如同山巅滚落的巨石，无人可以阻止，于是他的人性之恶也就随心所欲的彰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