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的收入有多高？郑板桥一幅画等于千斤米( 二 )

据洪迈《容斋续笔》第6卷记载，跟韩愈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写手皇甫湜给裴度写过一篇碑文《福先寺碑》，裴度赠送给他车马缯采已经很多，但是皇甫湜仍然很不满意，说：“碑文三千字，每个字须三匹缣，你给得也太少了!”裴度于是笑着送给他九千匹绢。皇甫湜是元和元年(806)进士，历陆浑县尉、工部郎中、东都判官等职。他是韩愈的学生，与韩处于师友之间，皇甫湜发展了韩文奇崛的一面。今传《皇甫持正文集》6卷，文30多篇。
唐朝后期著名诗人元缜死了，白居易给元缜写了一篇墓志铭。元缜的儿子为给白居易的这篇墓志铭发像样的润笔，不惜拿出银制的马鞍、玉做的腰带以及丫环、马车和绫罗绸缎等好东西，折合铜钱六七十万。白居易在他的《修香山寺记》中，曾翔实记载了他反复谢绝老友元稹作墓志的报酬，不成后遂将其捐献用于修葺香山寺之事;元家给他的“舆马、绫帛、及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他全部捐给了香山寺，并称“凡此利益功德，应归微之(元稹的字)” 。
赵翼在《陔馀丛考》中记载：杜牧撰《韦丹江西遗爱碑》，得采绢三百匹。利之所在，人争趋之，比如《蔡伯喈集》中竟然出现了为十五岁的幼童撰写的碑文，比如赵令畴《侯鲭录》中竟然有一位叫做马逢的人天天盼望别人死后可撰写墓志铭以获得金钱。
成书于高宗绍兴十五年的《宋朝事实类苑》，共78卷，记录了北宋太祖至神宗120多年间的史实。《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宋太宗为了奖励宫廷文人，设笔专款“润笔钱”，并“降诏刻石於舍人院” 。宋代官俸较薄，皇家有此之设，也算是对文人的人文关怀了。
赵翼在《陔馀丛考》中还记载：宋代王寓在宣和七年(1125)八月二十一日，一晚上写了四道制文，宋徽宗给了他特优的酬劳，赏赐了不少堪称无价之宝的御用之物。北宋僧人文莹撰写的笔记《湘山野录》卷上记载：翰林学士孙抃撰写《进李太后赦文》，宋仁宗读后“感泣弥月。明赐之外，悉以东宫旧玩密赍之” 。皇帝要秘书写公文尚有恩赐，则臣下例有馈赠更不待言。如北宋名臣寇准拜相时，杨亿(字大年)撰写制书，其中称寇准“能断大事，不拘小节”，寇准认为“正得我胸中事”，于是给作者“例外赠百金” 。
明代的润笔，初期为个别现象，至中后期则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润笔对明朝中期以后的文化作品商品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翻开明代中期以后官员的文集，像严嵩、海瑞、张居正、汪道昆、王世贞等，不管是倾朝权贵，还是清正官绅，文集中都充斥了应酬性文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收了费的。即如海瑞，其闲居在家，有薄田四十余亩，却也为人作文，接受馈赠。如接受琼州府官员、书生以及乡绅请托，作《赠史方斋升浙藩大参序》、《赠总督府洋山陵公罗旁序》、《赠大尹吴秋塘德政序》等歌功颂德之文数十篇，作《寿顾母何氏八十三序》、《贺屈元礼生子序》等颂寿贺生之文数篇，以及《内江龚氏谱序》和《汴水寻源卷序》等，都是有酬谢的。
明代的润笔之风更盛。清初，病危的钱谦益，利用黄宗羲的文笔与自己的名气，三篇文章所得的润笔竟达三千两白银，这三篇文章是墓志铭、诗序和庄子注序。
清代的郑板桥晚年所写就的妙文《板桥润格》，更是对自己作品的润笔明码标价，他自订润笔费标准、拒收礼物，且作诗说：“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纸三千，任渠话旧任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其六亲不认，只认现银的姿态确实是惊世骇俗的。据考证，郑板桥写下《板桥润格》的乾隆中叶，每两银子约合五百文，每斗米价值六十文。也就是说，郑氏每作一大幅，可买米五十斗，亦即一千斤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