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界禁海防郑经：康熙的暴力拆迁竟也如此血腥( 二 ) _康熙

朝廷要坚壁清野，老百姓却不想被拆迁。第一，故土难离，世代生活过的土地和家园，不是说扔掉就忍心扔掉的。第二，沿海居民早已习惯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捕鱼、晒盐、开垦沙田，或者百十号人乘一大船远赴东南诸国做外贸，虽然不是人人富裕，小日子过得也算滋润，一迁入内地，首先就得适应新的生活方式。第三，拆迁得有补偿，得有生活保证，至少得保证拆迁对象在拆迁之后所过的日子不能比拆迁之前要差，而清廷为了节省经费，在绝大多数地方进行的拆迁都是没有补偿的，即使有，也低得可怜(譬如顺治年间逼迁北京内城的汉人居民，每间房只给4两银子，按购买力折合人民币仅有几百块钱)，而且还要经过各级官僚的层层克扣，在这种情况下，再“爱国”的老百姓，再希望“收复台湾”的拆迁对象，也会对拆迁有意见。
老百姓不愿搬迁，清廷就采取武力手段，一个字：杀。清朝初年著名学者黄宗羲的学生屈大均是广东人，亲眼目睹了康熙三年清政府在广东沿海诸县的强拆暴行：
“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弃赀携累，仓卒奔逃，野处露栖。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
“飘零日久，养生无计，于是父子夫妻相弃，痛哭分携，斗粟一儿，百钱一女，豪民大贾，致有不损锱铢，不烦粒米，而得人全室以归者。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展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
“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民既尽迁，于是毁屋庐以作长城，掘坟茔而为深堑，五里一墩，十里一台，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
这些话的意思是，为了防止沿海人民为郑成功提供补给品，清廷派军队划界强迁，要求沿海五十里以内所有居民都得离开家园，前往内地，而内地官府却不给安排住所和耕地，做钉子户的百姓被杀，配合拆迁、愿意搬家的百姓也因为断绝生活来源，而分别选择自杀、卖儿卖女、当乞丐或者冻饿而死，当局看在眼里，不管不问，把老百姓的命看得连蝼蚁都不如。
屈大均说，因为拒迁被杀的居民大约有几十万，死在搬迁途中的大约也有几十万，百姓搬迁后，政府在沿海划定界线，不让任何人走出界外，因为触犯禁令而被杀死的又有不知道多少万人。
屈大均说的只是康熙三年发生在广东境内的拆迁，事实上，为了打击郑成功而在沿海进行的血腥拆迁不止发生在康熙三年，也不仅仅限于广东一省。根据清政府官修史籍《康熙实录》记载，从顺治十三年(1656年)郑成功盘踞厦门、金门两岛开始，清廷就开始在福建沿海搞起了零星的、不成规模的拆迁活动;到了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割据台湾，清廷震怒，拆迁开始扩大化，从福建一省蔓延到浙江和江苏;康熙三年(1664年)以后，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广东、广西这些靠海的省份，都有部分辖区被划进了拆迁范围;此后随着清廷与台湾关系的紧张程度，拆迁时紧时松，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收复台湾，清廷才逐渐取消了“禁海”和“迁界”，允许流亡各处的沿海居民回到自己的家园。简言之，像文章开头提到的那种惨无人道、灭绝人寰的拆迁场面，曾经发生在七个省，前后持续了二十八年。
这些大规模的、持久的、血腥的暴力拆迁，主要发生在康熙年间，但是平心而论，绝大多数屠杀都不是康熙的主意。第一，在他统治的前六年，是权臣鳌拜在执政，诸如圈地、迁界、大搞文字狱等等野蛮国策，是出自鳌拜而非出自康熙;第二，从《康熙实录》里可以看到，康熙亲政以后，多次告诫两广总督周有德、福建巡抚许世昌等地方大员，一定要“安插得所，俾海上新迁之民无失生业”，意思就是要做好安置工作，别让拆迁对象失去生活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