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皇帝喜好沉迷沽名钓誉好大喜功？( 二 ) _皇帝

某些精明的最高掌权者也深知其中的弊端，他们也采取各种办法来加以防范、克服，例如雍正制定的“秘密奏折制度” ，让官员的奏疏不由通政司进呈，直接送达皇帝本人，这就有效地避免了中间梗阻和过滤；这种秘密奏折的内容，既包括各地的民情民意，也包括其他官员情况的小报告。
这种制度固然可以使皇帝得到第一手材料，也具有较大的可信度，但能完全避免欺蒙吗？雍正自己也不相信，他在一封奏折上批示道：“耳目见闻之类，朕殊不以为然。
若能用耳目，即道路之人皆可为我之耳目，否则左右前后无非蔽明塞听之辈。偏用一二人，寄以心腹，非善策也。”连心腹近臣都是蔽明塞听之辈，还有什么人可以相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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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最高掌权者也想下去体察民情，看一看真情实况。殊不知，你这里人马未动，他那里应付的办法早就安排好了。先是精心挑选要去的地方，事先乔装打扮一番，你到那里一看，到处莺歌燕舞，百姓一片颂声，形势大好。
“最高”意得志满，觉得自己治国有术，领导有方，是唐虞再世，尧舜重生，甚至尧舜也不过是粪土，只有自己才是千古一人。高兴之余，或写诗，或填词，或题字，自然也忘不了给接待者加官晋级。
他大约再也不会知道，自己其实是落进了臣下用鲜花布置的陷阱，成了安徒生童话中的那个光屁股的皇帝，留下了千古笑柄。
但是如果将蒙蔽的过失完全归咎于臣下，那也不公平，最高掌权者的主观因素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那么些掌权者，或者被一两次胜利冲昏了头脑，得意忘形，自以为无所不能，无往不胜；或被臣下的吹捧迷住了心窍，将谀词当成实情；或者好大喜功，听言成就，哪怕明知有假，也笑逐颜开。
对言之者褒奖有加；或者讳疾忌医，听言过失、失败，哪怕明知为真，也怒目相向，甚至大动肝火，对言之者贬职罢官，甚至坐牢杀头；或者偏听偏信，喜柔佞而恶忠直，远君子，近小人……这些都对欺骗蒙蔽之风的形成起了诱导作用。
还以唐德宗为例吧，李实的骗术何以能够得逞呢？对于当时民间的灾情，是不是就没人向他反映呢？事实上就在李实欺君罔上之时，宫中有个叫成辅端的优伶，利用其特殊身份，以歌谣这种特殊的形式反映了民间的疾苦：“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伍石米，三间堂屋二千钱。”
李实诬称他“诽谤国政” ，唐德宗不问青红皂白，立即下令将其乱棍打死。时任监察御史的韩愈上书请求暂缓租税，说：“京畿百姓穷困，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征未得者，请俟来年蚕麦。”结果被贬官到遥远的阳山。可见并不是下情不能上达，而是上位者根本不想了解下情。
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皇帝之所以当众出丑，并不是骗子的骗术有多么高明，而是皇帝太愚蠢，绝大多数臣民又太怯懦，以至于皇帝光着屁股招摇过市而臣民还高唱赞歌。但如果这种光屁股的皇帝太多，那就不仅仅是个人的智力或品质的问题了，而应当从体制上面找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