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归对决：日籍海归淘汰近半才获得重用( 二 ) _北洋

实际上，前几批日本海军留学生的淘汰率之高，可谓触目惊心：1871年派赴美国的4人中，仅有在华盛顿游学的坪井航三(赴美之前已经是海军主力舰“甲铁舰”的副长)日后升至将官，其余三人皆默默以终。1878年随德国军舰“维涅塔”号前往欧洲远航的第一批8名留德见习生中，只有走上层路线的山本权兵卫后来官居显赫。从1867年到1887年，日本外派的海军留学生计有留英25人、留美21人、留法6人、留德1人;在外国舰艇上短期实习的有英舰5人、美舰3人、德舰8人，绝对数量并不多。而在总数不到70人的“海归”里，甲午战前已升至舰长以上的不过坪井航三、东乡平八郎、伊地知弘一3人而已。
中国“海归”温室困境
当东乡平八郎前往伦敦督造“扶桑”舰之时，12名中国留学生也于1877年5月抵达英国，开始求学之旅。严格说来，他们并非晚清海军中的第一批“海归”：1872——1881年短暂的留美幼童项目中，詹天佑、吴应科等人归国后即服务于海军，甲午战争时的“济远”舰大副沈寿昌、“福龙”鱼雷艇管带蔡廷幹均为留美幼童出身。但幼童在美期间所学的毕竟不是海军专业，1877年赴欧的这批学员则已经历船政学堂的近十年教育，所欲求取的也是海军驾驶、制造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进修。赴英的12人中除萨镇冰外，皆出身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一期，即中国首批按现代模式培养的海军军官。
船政第一期学员于1867年初开班，至1871年结束理论学习，转登风帆练习舰进行为期两年的远航训练(在南海和华北沿海) 。1874年以后，这批毕业生已经开始在“建威”“扬武”训练舰上担任教习。出于对他们科班履历的信任，英方不仅没有像非难日本学员一般要求中国学生从头“回炉”，还慷慨地给予了他们报考格林尼治海军学院(ORNC)的机会——这所成立于1873年的新学校是皇家海军为培养高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而设，相当于海军研究生院;尽管英国在传统上更重视航海实践，但提议中国学员报考格林威治，意味着已经承认对方是合格的初级军官。然而奇怪的事就在这时发生了：船政第一期成绩最好的3位毕业生刘步蟾、林泰曾和蒋超英似乎完全意识不到机会来之不易，拒绝参加考试，申请直接上舰见习;其余9人参加了考试，有3人落榜，严宗光(严复)、方伯谦、林永升等6人则顺利入读1877年10月开学的驾驶班，但真正在格林威治校园的时间不过8个月而已。
尽管长期以来顶着“海归”头衔，但12位中国留学生中仅有6人接受了学院深造，还是大大缩水的进修课;另外6人则不过经历了一场升级版实习而已。当然，所有12人的海上实习都是在英国海军现役舰艇上完成的，比起乘商船环球航行的东乡自是莫大的幸运，但中国学员对这种机会的重视程度依旧令人怀疑。刘步蟾等人在英舰实习的状况，既无报告详述，又无专业人士评估，成效殊可担忧。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之际，9艘铁甲舰和巡洋舰里有7艘由“海归”舰长指挥，而其中海上经验最丰富的第一期留英学生，归国也不过仅仅9年而已。
更令人扼腕的是，“海归”舰长们非但没有将英国海军的传统与榜样带回到中国，反而因为早早身居高位，形成一个利益圈子。1888年以后，闽籍“海归”管带的自甘堕落和地域主义已经发展到惊人的程度，不仅排斥邓世昌这样的非闽籍、非留英系军官(哪怕邓氏也是船政后学堂出身)，甚至以刘步蟾为首，对抗要求整肃军纪的英籍总督察琅威理上校(William Metcalfe Lang) 。1890年，琅威理与刘步蟾发生冲突后离舰，英国海军大感不满，宣布暂停接收中国海军留学生。到这时为止，已有35名中国军人自英国学成归来，另有34人曾在法国留学，与日本留洋海军人员总数完全一致。而这些中国“海归”唯一值得夸耀的经历，或许是他们晋升到将军级的比例远比日本人高——即使是何心川这样被张之洞公开上奏呵斥、称为“旷废岁月，耽误水师人才”的庸人(何氏还是第一批留学格林尼治的6人之一)，也能从晚清一直服役到民国，晋阶海军少将，病死在任内。李鸿章的温室政策，对海军这一兵种未曾起到任何正面作用，所肥的不过是军人个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