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步难行的变革：王安石变法动了谁的奶酪？( 二 ) _变法

但就是这样一部法律，在全国各地实施时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情况：有的地方严格按照朝廷的规定办事，执行得好，百姓得到实惠，对此法就非常拥护，老百姓就欢天喜地地歌颂朝廷。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却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官员或为了政绩工程，或为了从中渔利，甚或对新法原本就很抵触，于是便故意捣乱，不按规定办事，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想方设法多放贷款，多收利息，不惜层层下达指标，强行摊派贷款，特别是将贷款强行摊派给不需要贷款但有偿还能力的富户，而不愿贷给真正需要的贫农，由此引起了富户与贫农的共同反对。百姓对新法自然也就怨声载道。
据史料记载，虽然官方规定的利率半年是20%，但是地方官员们却常常私自提高利息到30%甚至更多。如在陕西，农民向官家借陈米一石，到还的时候是新的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所取利近一倍” 。有的记载甚至说实际利率有达到原先设定的3至5倍的，比高利贷还要高许多。若光是私自提高利率倒也罢了，农民如果嫌利息太高，不去借就是了。但要命的是，地方官不仅擅自提高利率，而且还“抑配”，也就是强行摊派，分任务，下指标，逼迫百姓借钱。为了保证青苗钱的可回收性，新法原本规定“五户以上为一保”，商量好要借多少钱，大家互相担保。而到了执行过程中，竟变成了官府强令富户为各等级贫户提供担保，并向各等级民户摊派青苗钱。收钱时若贫户无力偿还就向富户索取，将贷款的风险转嫁给富户。如此一来，实施青苗法就成了官府辗转放高利贷，收取利息，盘剥百姓的苛政。而青苗法也自然就由良法蜕变成了一部让“天下汹汹”、“民怨沸腾”的“恶法” 。
再说免役法。免役法也称“募役法”、“雇役法” 。在实施免役法之前，宋帝国实行的是差役法，也就相当于秦朝陈胜、吴广当年千里迢迢所服的徭役。据史料记载，宋代的差役，种类也实在太多，有保管公物之役，有督收赋税之役，有追捕盗贼之役，有传递命令之役，不胜枚举。大量繁重的差役使百姓东奔西走，苦不堪言，因此，早在宋初就有人深感“害农之弊，无甚差役之法”，要求改革。
熙宁四年(1071年)，由王安石领导的“国家改革委员会”在汲取当时江浙数郡实行雇役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免役法。该法制定后，采取先试点后推开的原则，先在开封府试行，然后推行到全国。其法规定，民户不再服原“衙前”等役，改为按户分等定下同数额，随同夏秋两税缴免役钱，穷苦下户免缴。官府雇人充役，按照执役的轻重给酬。
由此看来，免役法本身是非常不错的，用一句行话说就是非常符合实体公正以及民主平等的原则和精神。然而，就因为在北宋前期，一直存在着诸如官户、坊郭、寺观、女户等不承担差役的“特殊户籍”或者说特权阶层，而免役法则将许多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特殊户籍”逐渐纳入了“助役”者的行列，并依据其财产多寡而确定其相应的义务，使得原本拥有免役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阶级也不得不交钱，由此动了那些特权阶层的“奶酪”，用前些年流行的话说就是损害了那些剥削阶级的利益，所以，这项法律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大打折扣，常被歪曲，屡遭反对派的抵触、责难与批判。最后，与其他新法一样，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是什么导致了“熙宁变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后人在讨论这一桩历史公案时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是因为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与改革实践太超前了，超越了当时的封建时代。如黄仁宇先生就曾说过：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反与他同时代人物远。而李亚平先生在其《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实录·都是王安石惹的祸》一文中则说：“原因是，天还没亮，而王安石起得太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