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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量上看 , 2015-2018年我国卷烟产量有所下降 , 而自2019年开始回升 , 到2020年全国产量达到23863.7亿支 , 同比增长0.9% 。2021年1-4月累计产量9482.2亿支 , 同比增长2.7% 。
控烟难
为何我国控烟这么难?
北京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表示 , 在我国 , 虽然严格控烟已经部分落到了“纸面” , 但要真正落到“嘴边”、落实到监管层面 , 依然任重道远 。
在他看来 , 目前立法和执法还存在不少问题:部分城市控烟法规存在空白缺陷 , 相关执法部门也存在职责不清、人员不足、标准不一等 。
2015年6月1日 , 北京市正式实施控烟条例 。这部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控烟条例 , 虽然听起来颇有震慑力 , 但在执法时依旧遭遇颇多尴尬 。
2017年12月12日 , 一位微博用户爆料了自己在北京市海淀区某餐厅吃饭时 , 举报餐厅客人抽烟的经历:
当事人先是拨打了12320官方举报热线 , 电话语音说已经下班 , 请拨打北京市疾控中心;打到疾控中心却被告知不管这事 , 又让打到餐厅所在区的环境局;因为不知道环境局电话 , 又拨打了114转接到环境局 , 但环境局表示 , 他们也管不了 , 建议拨打12320 。
控烟之难可见一斑 。
另一方面 , 相比我国超过3亿的烟民数量 , 现有的执法群体显得十分单薄 。
据新京报2019年报道 , 朝阳区卫监所一年接到的投诉不少于5000条 , 但所内的卫生监督员不到一百人 , 且都属于兼职 , 值班人员难以做到及时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
一位身处一线的监管人员表示 , 很多时候工作人员仅有管理权劝阻 , 却没有执法权处罚 , 因此一些部门控烟积极性不高 , 甚至“睁只眼闭只眼” 。而且监管层面处于“九龙治水”状态 , 比如公共场合是按照类型分给各个委办局管理 , 写字楼属于房管局 , 网吧、歌厅属于文化委 , 餐饮属于市场监督管理局 。
更有甚者 , 一些公共场所 , 尤其是娱乐场所和休闲服务场所 , 出于经济利益考虑 , 纵容场所内的吸烟行为 。
此外 , 中国控烟协会公益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李恩泽也曾指出 , 目前全国尚未出台统一的控烟法律法规 , 出台控烟法规的地方执法尺度不一 。立法亟须统一 , 执法尺度才能达到一致 , 控烟力度才可能切实得到推进 。
张建枢还补充道 , 我国政企合一的烟草体系 , 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控烟的难度 。
系统工程
那么 , 提税涨价就能解决控烟难题吗?
在众多控烟举措中 , 通过烟草价格及税收调整 , 提高烟草商的经营成本和烟民的购买成本是目前国际上呼声较高的一种 。根据世卫组织的估算 , 在中低收入国家 , 烟草制品价格提高10% , 可使烟草使用减少5% 。
张建枢指出 , 2015年烟草提税涨价的实践证明税收与价格措施在中国同样有效 , 是一项既能减少烟草消费又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的“双赢”措施 , 对于低收入的烟民和青少年来说有更明显的遏制烟草消费的效果 。目前我国卷烟税占零售价格比重为56% , 距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75%还有较大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