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悬疑：杯酒或不存在释兵权是事实( 三 ) _生活百科

其次，三书都说此事与赵普有关，但说法却不一致。据《谈录》，罢石守信、王审琦的兵权是宋太祖听了赵普一次谈话之后决定的;据《笔录》，则是在赵普多次苦谏之下，太祖“不得已”才同意的;而到了《涑水纪闻》，却是太祖、赵普两人共同谋划的结果。如此矛盾的说法，怎么能成为盖棺定论呢?
第三，上述三种史料，对石、王被削去兵权后的出路，说法也各不相同，有的只说“不令石、王主兵”，有的说他们“寻各归镇”，有的则说他们“皆以散官就第” 。到底他们“释兵权”之后干什么去了，没有可以取信于人的一致的说法。
第四，“杯酒释兵权”这样一件大事，在北宋史官修的《太祖实录》和《三朝国史》中不见片语。元末，根据《太祖实录》、《三朝国史》等编成的《宋史太祖记》，对此事也不着点墨，如果真有这件值得当时称颂的大事，《实录》、《国史》是不会不书的。
第五，“杯酒释兵权”这件事究竟发生在北宋哪一年，以上三本书均没有记载，而比司马光还晚一百多年的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说它发生于建隆二年(961)七月。仔细阅读《宋史》可以发现一个很大的漏洞，建隆二年六月甲午(初二)太祖母杜太后病逝，六月初到七月初，按照当时的惯例，应是国丧期间，当时朝廷上下不准作乐，更不准宴饮。赵匡胤不可能违反这种礼仪。而且“杯酒释兵权”故事说赵普正担任宰相，而建隆二年时，赵普的职位仅为枢密副使，三品，还不足以同赵匡胤密谋大事。他第一次拜相是在乾德二年(964)，这已是“杯酒释兵权”之后三年了。
所以，许多学者认为，“杯酒释兵权”这件事虽然听起来很有趣味，但经不起推敲，应该是子虚乌有的。
反驳的意见
另一些学者认为，“杯酒释兵权”对宋代的政治、军事历程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不可能是杜撰出来的。其理由如下：
一，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军权的确是在建隆二年七月后罢免的，北宋的官方档案，如《国史》、《实录》等对此均有明确记载，无可置疑。这就是说，“释兵权”一事是完全真实的，余下的则仅仅是通过什么方式释去兵权罢了。
二，从方式上看，“杯酒释兵权”或许如后人所言，极具戏剧性，但若考虑到太祖与“义社十兄弟”的特殊关系，把它放在宋初特殊的政治环境中考察，却又是一件极合情理的事情。与“杯酒释兵权”类似的传闻应不少见。如王巩《闻见近录》所载“郊宴抑偃蹇”，几乎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另一个版本。版本虽多，源头只有一个，这只能证明“杯酒释兵权”确有其事，因记录者未能身临其境，记述有异罢了。
三，王曾只比丁谓晚生十一年，二人基本上是同时代人。《笔录》乃王曾亲笔所撰，丁谓的《谈录》并非丁氏亲撰，而是其后辈对丁氏谈话的追述，至丁氏外甥潘延之时方才成书面世。如此说来，王曾《笔录》的成书面世必早于《谈录》无疑。所以，认为“杯酒释兵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编造过程不能成立。
四，王曾为人忠直刚正，曾因抨击真宗制造天书，裁抑太后姻亲而遭黜，素有直臣贤相之誉。书以人重，王曾的经历和为人决定了其《笔录》所叙必多实录而少增饰。而丁谓虽也曾拜相，入主二府，但为人无德，真宗时的天书闹剧，多出自他与王钦若之手，后因交通宦官，结党欺罔，被流放海南，朝野目之为奸佞。故丁氏之《谈录》，虽然不必因人而废，但其史料价值决不会在王氏《笔录》之上。
五，皇太后的丧期问题。《宋史礼》中就有当年“七月十九日……宴群臣于广政殿”的记载。所以，把杜太后的丧期说成是“六月初至七月初”是没有依据的，与“杯酒释兵权”的时间没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