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李鸿章是如何应对马嘉理事件危机的？( 三 ) _理事

德国公使出面斡旋，几经谈判，七月二十六日，中英双方签订《烟台条约》。条约内容，概分三部分，一为“昭雪滇案” ，二为“优待往来各节” ，三为“通商事务” 。最重要的条款包括：清廷派员到英国道歉;赔偿英国二十万两银;英国可派员到云南驻寓，察看通商情形，准备开办通商;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租界免收洋货厘金;洋货运入内地，不论中外商人都只纳一次子口税，全免各项内地税;英国可派员观审中国各地涉及英人生命财产案件;英国可派员由甘肃、青海或四川进入西藏，以抵印度。
这份条约，与李鸿章经手的其他条约一样，照例招来“卖国”的批评。有人认为允许洋货进入内地，是对土货的打击;有人批评让英国人旁听涉及英人生命财产案件，是破坏中国的司法权;也有人宣称开放通商口岸是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这些批评，细细推敲，大都站不住脚，在全球商业时代，关起国门，并不是保护土货的良法，把通商看成洪水猛兽，更是愚不可及。允许观审，亦并不等于破坏司法权，让英人旁听与英人有关的审案，合情合理，总署最初不肯接受，更多是出于面子原因。
但《烟台条约》也绝不是一份平等的条约，它只单方面予以英国权益，而中国没有对等地获得相同权益。但这次谈判，本来就不是在和平、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而是带有对中国的惩罚性质。由于美国、俄国、德国、法国均不满意英国单方面行动，这个条约，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才获英国政府批准。
条约签订之后，等了一年多的郭嵩焘，终天在十月十七日由上海起程，登上了前往英国的轮船，出任驻英使节。这是中国第一个派驻国外的外交使团，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表明中国愿意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愿意按照国际惯例行事。从文化上看，也就是不再坚持“用夏变夷”的主张了。当时许钤身已改派为出使日本钦差大臣，郭嵩焘提名刑部员外郎刘锡鸿顶了许钤身的位置，充当赴英副使。这个人，后来为郭嵩焘造成了巨大的麻烦，甚至让李鸿章差点阴沟翻船。
对李鸿章处理这次危机的手法，美国历史学家在1910年完成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给予很高的评价：
在李鸿章身上，中国找到了一个政治家，因为他看出他的国家的实际需要，并且，只要他能够保全一位同僚免于受辱，同时又能够放手谈判的话，他是敢极大胆地放弃一些自尊的小节的;在芝罘(烟台) ，他做过了没有一个中国大臣以前曾经做过的事，就是以后也很少有这样做的——他负起责任，并且甘冒汉人和满人的不可调和的批评的仇视。
李鸿章对这份条约，大致还算满意。条约签订一个月后，他给丁宝桢的信中，乐观地说：“人第见添开口岸，滇蜀驻员，谓通商之患将无底止。不知中土门户早已洞开，即添数口，利害各半……幸将前请觐见及王公往来、土货准华洋商人领单免厘各节，概行抹去，于国体、饷源尚无甚窒碍。从此妥为驾驭，二十年内或不至生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