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思想古已有：唐太宗舟水之论并无创新( 二 ) _民本

概括为政之道，贾谊得出结论说：“夫民者，万世之本也。”根据这个结论，贾谊告诫为政者，为政之要，须切记“民不可欺”、“民不可不畏”、“不可与民为敌” ，应时刻以“敬士爱民”为怀。他说：“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夫愚、智，士民命之也。”指明了怎样做是愚蠢的、怎样做是聪明的，而且到底是愚蠢，还是聪明，要由百姓说了算。最后，贾谊又举述尧、舜、禹、汤以爱民治天下的经验，桀、纣以虐民失天下的教训，指出：民本不可轻， “轻本不祥，实为身殃” ，并大声疾呼“戒之哉!戒之哉!”
贾谊身处西汉文、景之治的盛世，而能居安思危，以“民本论”来发聋振聩，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贾谊的“民本论” ，其说不可谓不精，其理不可谓不明，其情不可谓不真，其意不可谓不切。然而，其后的为政者，往往不能信而从之，履而行之。自西汉以后，朝代更迭，江山易姓，多少顶皇冠落地，多少人黄袍加身，历史将“民乃万世之本”的镜鉴研磨的更加明亮。
汉代以降迄于隋唐，其间，虽有三国时骆统所言“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谢渊、谢宏等所陈“国以民为本”;陆凯所论“民者国之根也”;唐贞观时，太宗君臣有四次舟水之论，引古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来规诫警醒自己。然而，多是蹈袭前人旧语，并未有所发明。
直至北宋仁宗时期，去汉朝文、景之治一千一百多年以后，名臣石介目睹当时的内忧外患，追考历代史实，再次对“民本”思想作了系统的阐发。
石介在其给宋仁宗所上《论根本策》的奏议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善为天下者，不视其治乱，视民而已。民者，国之根本也。天下虽乱，民心未离，不足忧也。天下虽治，民心离，可忧也。”揭示了民心之离否，与天下治乱的关系。然后，又深刻地分析了“天下国家”的本质。他说：“人皆曰天下国家，孰为天下?孰为国家?民而已。有民则有天下、有国家，无民则天下空虚矣，国家名号矣。空虚不可居，名号不足守。”
进而他又对民与天下存亡、国家盛衰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自古四夷不能亡国，大臣不能亡国，惟民能亡国。”因为， “民，国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叶存者” 。他列举历史上的教训：“桀之亡以民也，纣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怒斥以往的“昏君庸主，不知民为天下国家之根本，以草莽视民，以鹿豕视民” ，最终招致民众离叛、天下国家倾丧的恶果。同时，他还举示了民心可赖的历史经验。虽然， “汉有平城之危、诸吕之难、七国之反、王莽之夺” ，但是“汉终不亡” ，因为“民心未去也” 。尽管“唐有武氏之变、禄山之祸”、“诸侯之叛” ，而“唐终不亡” ，原因也在于“民心未去也” 。他究其根由说：“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国，民心尚在也。”由于“汉高祖、文、景，唐太宗，其有以结民心之固” ，即汉、唐之初都有一套得民心的政策，虽王莽篡汉，而民思汉恩未已，所以“光武乘之中兴”;唐朝武氏、安禄山、诸侯之乱， “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德未已” ，所以唐朝终于支撑了近三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