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六作为标杆榜样 , 当然被朱元璋大书特书 , 但如若都像陈寿六那样 , 皇帝如何应对帝国其他事务?到朱棣之子仁宗掌朝时 , 更是彻底放弃了绑缚之策 , 只许诸人首告 , 但须经有司拿问解京治罪 。
朱元璋铁腕治吏的过程正是“绑缚赴京”制度问世和发展的过程 。自洪武十三年治胡党 , 十五年空印案发 , 十八年惩治郭桓案 , 到十九年扩大为对积年为民害的官吏进行大规模严打 , 杀戮近十万人 , 彻底整肃官场“玩恶泼皮” 。不过整治归整治 , 基层万般行政事务不能靠群众自立 , 也不能让皇帝亲力亲为 , 明代“三班六房”的胥吏和衙役承担了大量基层千头万绪的行政事务 。
比如 , 以消除“天下积年民害”运动为中心的洪武十九年整治 , 正是以《大诰》续编为最高指示开展的 , 仅松江府就革除小牢子、野牢子等900余名 , 削减幅度高达四分之三 , 借此整顿的全国吏员至少有一半 。本该由吏员承担的行政事务不会因为吏员的缩减而减少 , 况且 , 仅仅靠惩罚性制度创新来解决官场吏治的弊端 , 效果十分有限 。清人沈家本对此曾道:“不究其习之所由成而徒用其威 , 必终于威竭而不振也 。”时人海瑞也曾感叹 , 凭一己之力“日与群小较量是非”倍感“窝蜂难犯” , 这实际上侧面回答了朱元璋自己的疑问:“朕欲除贪赃官吏 , 奈何朝杀暮犯?”明代没有杀灭胥吏的威风 , 到了清代愈演愈烈 , 自清代中期以后 , 即便规定了员额制 , 但胥吏“乃或贴写或挂名 , 大邑每至二三千人 , 次者六七百人 , 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 。如果按照当时1700个县来算 , 胥吏数目之大难以想象 , 故又有“州县与胥吏共天下”之说 , 以致出现“任尔官清似水 , 怎敌吏胥如油”的现象 。
无怪乎到了明清更替之际 , 顾炎武感叹“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 , 是所谓百官者虚名 , 而柄国者吏胥而已” 。官弱吏强 , 本质上还是与官员以及官场习气有关 。朱元璋的绑缚进京策实际上并未抓住吏治之根本 , 仍不能解决“官冗于上 , 吏肆于下”的官场弊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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