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 二 ) _皇帝

崇祯少年时所经历的这些政治阴谋和他长年与世隔绝而又亲情寡淡的深宫生活无疑是一条条噬心的小蛇，它们撕咬着崇祯，并使崇祯在这种命运的无常与超乎寻常的冷漠中，渐渐养成了他一生典型的人格分裂式的双重性格：一方面，他身为位尊爵重的亲王，当然可以呼奴唤仆，形成了他性格中严急而刻薄，既对手下人薄情寡义而又自以为是的一面;另一方面，自幼的孤独寂寞和难以主宰自己命运的无奈又使他敏感、多疑，从而因内心深处的过分软弱和自恋造成极度的自尊，一意孤行而完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后来，他在重大关头常常首鼠两端，既怨天尤人又怀疑自我，最后则是毫无主见地把一切交给命运安排。这种性格对普通人来说也是灾难性的，何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王呢?
三
崇祯和他的祖父万历一样，生性吝啬。他小时候用仿影的方式练字，如果纸张较大而范本的字较小的话，他一定会先将纸的一边对齐范本，写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写满，以免浪费。尽管身为帝王，他无法随意出入民间，但为了节约，他常派人到宫外采买物品，然后仔细询问价格。
这种平民生活方式当然也可看做是节俭和朴素，甚至可以把它看做是崇祯皇帝美德的象征。尤其是在奢侈成风的帝王族里，这种节俭大约只有那位嗜好穿补丁衣服的道光皇帝差可比拟。但令人沮丧的是，就像道光皇帝常常从某位大臣穿的是否是补丁衣服这一表面现象来断定他清廉与否，然后决定是否提拔，从而导致了北京城里旧官服比新官服更贵的荒唐结果一样，崇祯这种近乎于守财奴式的节俭，对于他的中兴帝国之梦，也是致命一击。或者说，这种节俭有如一剂慢性毒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浸入了崇祯和整个大明帝国的血脉中，并最终引发了一场灾难性和毁灭性的不治之症。
崇祯十七年(1645)正月，这时的“流贼”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了农民政权，他的百万大军怀着必得天下之志从西安出发，此后又从军事要地宣府、大同进逼北京，并相继攻陷了平阳和太原，大明帝国的心脏北京城已指日可下，大明的局势可以说到了火烧眉毛的窘状。无计可施的崇祯特地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户部、兵部的官员们，讨论放弃宁远，紧急调吴三桂部入卫北京。吴襄提出，如果吴三桂进卫北京，大约需要100万两银子的军需。100万两银子在毕生俭朴的崇祯眼里，是一笔庞大得令他肉痛的数字。他不能忍受一下子付出这么多的银子，为此，崇祯只得放弃了这一原本还算不错的计划，然后坐困城中。
为了坚守京师，筹饷是一件大事。召见吴襄之后，崇祯多次向户部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但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灯油将尽，国库的存储竟然仅有40万两。户部的官员面对崇祯严厉的责骂仍然无计可施，而与此同时，崇祯个人的财产却丰厚无比。为此，大臣们反复上疏恳请，希望崇祯能拿出属于他个人的内帑以充军饷。但这无疑像是要崇祯的命，他向大臣哭穷说“内帑业已用尽” 。左都御史李邦华大概着急了，也顾不得是否当众顶撞圣上了，他说社稷已危，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话已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崇祯却顾左右而言他，始终不肯拿出一分一厘来保卫他的江山。到了李自成攻占北京，从他的宫内搜出的白银即多达3700多万两，黄金和其他珠宝还不在内。为了节省100万而丢掉了3700万、乃至根本无法估价的万里江山，这本是一笔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账，可自幼聪明好学的崇祯到死也没有算清楚。
国库没有钱，皇帝有钱不想出，想再杀鸡取卵或是竭泽而渔地从老百姓头上搜刮，也已经既没有充足的时间，也没有充足的地盘了。这时，崇祯皇帝万般无奈，只得要求文武百官无偿捐助。但天下最富的皇帝对拿钱来保自己的家天下都不乐意，又有几个官员肯拿出他们手里的钱呢?崇祯无奈，只得密令他的岳父周奎，要求他捐10万两，以便起个表率作用。老丈人周奎年岁虽大了些，可对自己的口袋一点也不含糊，你皇上都不出钱，哪里又该我们这些当臣子的出呢?只是这话他不敢说出来，而是一个劲儿地哭穷，声称即使勒紧裤带也只能捐1万两。崇祯认为1万两委实太少了些，你至少得2万才够意思吧。周奎不敢再讨价还价，却暗地里进宫向女儿求援，于是周皇后背着崇祯从自己的体己银中拿出5千两给了他，可就是这本身出自崇祯的5千两，周奎也只捐了3千两，余下的2千两反成了他的外快。其他后台不如周奎那么硬的大臣们，尽管个个富可敌国，却纷纷装穷，甚至在自家的大门上贴上“此房急售”的字样，表示他们家里已穷得只能卖房子过日子了。自天子到大臣集体哭穷，这大约是大明王朝上演的最后一幕闹剧，闹剧的导演竟然是天子崇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