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春，王廷钧狂抛大堆白银，终于如愿以偿，捐得户部主事一职，秋瑾也随之来到北京 。据徐蕴华《炉边琐忆》记叙，某天，王廷钧欲在家中宴客，已嘱咐秋瑾治炊 。临到傍晚，他却改变主意，与人逛窑子，吃花酒去了 。秋瑾备齐酒菜，久等不见王廷钧带客人回家，闷得无趣，便身着男装，偕小厮前往戏园看戏 。此事被王廷钧知道后，他二话不说就动手打了秋瑾 。秋瑾一怒之下，出走阜城门外，在泰顺客栈落脚 。事情越闹越僵，王廷钧原本是三招就软的懦夫，又或许后悔了吧，他遣人去接回妻子，事情总算得以平息 。秋瑾在致大哥秋誉章的信中说：“后妹出居泰顺栈，则又使其仆妇甘辞诱回 。”所谓“甘辞”就是甜言蜜语，估计说了几马车，秋瑾才回心转意 。不过，要说王廷钧斗胆动手，这多少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他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为人又胆小如鼠，一时气急败坏，骂上几句粗口完全可能，真要打人，莫非他吃了豹子胆吗?就算他敢吧，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秋瑾从小跟表兄单老四学武，身手矫健敏捷，在徐自华笔下，秋瑾手持倭刀(东洋刀)，“盘旋起舞，光耀一室，有王郎酒酣拔剑斫地之气概”，何况她性烈如火，又岂肯吞招?
翌年春，秋瑾毅然留学日本 。行前，王廷钧的抵触情绪很大，想法却十分天真，他自以为扣下妻子的珠帽与珠花，封锁其川资，就可以留人 。殊不知，秋瑾为远赴东瀛早已做好第二手准备(据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所记，他们夫妻二人在此之前已“定约分家产，各自为谋”，秋瑾“得万金，所托非人，尽耗其资”，然后她才变卖首饰，东渡日本) 。
当初，假如秋瑾嫁的不是王廷钧，而是内心素所钦慕的对象(吴芝瑛嫁给德才兼备的廉泉即是范例)，两人情投意合，灵犀相通，她又何尝不能举案齐眉 。她还会弃家远游，流血革命吗?应该说，这种可能性将大打折扣 。在风云激荡的中国近代史上，似“光汉子”徐锡麟那样“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沸血男儿的确层出不穷，但为民族革命喋血刑场的女子，秋瑾是第一人 。除了有大志向，秋瑾的内心若无大悲苦，她是很难走出这一步的 。由此可以断定，了无情趣的婚姻生活成为了速效高能的催化剂，促使鉴湖女侠秋瑾奋力挣脱家庭的羁绊，去选择剑与火的革命生涯 。伟大目标的达成，往往始于革命者对个人现状的深度不满，女性又何能例外?有道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轮到鉴湖女侠秋瑾，则一变而为“诗家不幸国家幸”，真令人感慨万端 。
1907年6月，秋瑾为光复军策划浙江起义，急需军饷，于是她化装成男子到崇福去找徐自华姐妹相商 。徐自华与徐蕴华均是同盟会员(由秋瑾介绍加入)，深感责无旁贷，当即倾尽奁中首饰(约值黄金三十两)相助 。为了报答知己的厚遇，秋瑾回赠了一双翠钏，她说：“事之成败未可知，姑留此以为纪念 。”临行之际，秋瑾又嘱托徐自华、徐蕴华姐妹：她若遇害，请好友将她“埋骨西泠” 。
在被捕前一天，秋瑾收到革命党人王金发送来的情报，她有足够的时间避走他乡，但她选择了留在大通学堂 。此前，她乍闻徐锡麟惨遭抉肝剖心的噩耗，即挥写了“痛同胞之酣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的联句，现在，她更是坚信“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至少可以提前五年成功” 。
1907年7月15日，女革命家秋瑾被浙江绍兴知府贵福下令杀害 。临刑前，秋瑾向监斩官——山阴县令李钟岳提出三项要求：准其家书诀别;临刑不脱衣;不以首级示众 。李钟岳准其后两条，因此秋瑾未能给家人和后世留下表明最后心迹的遗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