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耗尽13省钱粮才够使用( 二 )


下西洋的东莞人
在明人茅元仪所著《武备志·郑和航海图》中,描绘了广东珠江出海口周边水道及岛屿分布,图中上部可见“东莞所”字样 。靠海吃海在商言商,除了沿海走私之外,明朝时的广东商民还自备船舶,直航东西洋诸国,即今东南亚地区,走私贩私,从贸易中取利 。永乐元年(1403年),刚刚夺权成功的朱棣,改变了其父朱元璋以守为主的对外政策,在北方频频用兵,同时四出遣使,积极发展与海外诸国的关系 。他下旨恢复了洪武年间罢设的广东、福建、浙江三个市舶司,并派宦官为提督加以监察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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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海外各国朝贡(其实是以此为名前来做生意),日本取道浙江,琉球取道福建,安南(今越南)取道广西,南洋多国通常走海路取道广东 。因此,广东是明代朝贡贸易的最主要通道与枢纽,广东市舶司也是三市舶司中任务最重、规模最大、作用最突出的,连该市舶司附设招待来使的怀远驿,也是三省驿馆中最大,有各类房舍120间 。
永乐年间郑和六下西洋之壮举,在明廷官方来说,主要目的是宣扬天朝国威,慑服海外诸藩,客观上却拉动了东南沿海诸港的商船贸易发展,广东自然也大大受益 。明代广州人郭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所修《广东通志》中记载:永乐五年九月“命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 。这就是郑和二下西洋,船队从广东启航后,所经国家有占城、爪哇、暹罗、苏门答腊、南巫里、故里、柯枝、锡兰等,永乐七年才启程回国 。
民间史籍记载,永乐一朝,广东官船频频出海,走私活动(也相当活跃,沿海各县平民、官吏和卫所军士,都有参与 。粤东海滨,居民跟海盗及成分复杂的“倭寇”,来往密切,甚至窝藏接济,冲击海禁制度 。除了沿海走私之外,广东商民还自备船舶,直航东西洋诸国,即今东南亚地区,走私贩私,从贸易中取利 。现代英国学者卡德在《中国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地位》一文中称:
“到十六世纪末,有相当多的中国人贸易中心出现于爪哇、锦石、泗水、饶洞、万丹、日葛礁和其他岛屿(苏门答腊、西婆罗洲)上,这些中国人都是福建和广东两省的人 。”闽粤两地中国商民能大批移民侨居东南亚,在当地站稳脚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郑和下西洋时在那一带为明朝树立的崇高威望 。有可靠的文献记载,来自广东的侨民首领,在郑和的认可和支持下,甚至成为旧港“大头目,以主其地”,并传位给子女,俨然称王 。这更带动了不少广东商民前来侨居 。爪哇的情形也与此类似 。
前面提到过,东莞县人钟左的父祖钟海清,在郑和首次下西洋时,于旧港“应招率本管头目人船随同来朝,升正千户” 。华人移居海外,喜欢聚族而居,本县本府同乡也往往愿意扎堆,钟海清能号令众人来归,很可能他们都是莞籍的乡里乡亲 。此外,元朝末年,群雄并起,时任元地方官的东莞人何真,也以东莞、广州为基地,一度凭险而守,割据岭南,后来审时度势,归附明太祖 。他麾下很多东莞籍军人被调往南京行在充当卫军,估计就有获选拔随郑和下西洋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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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天险,与诸番共之”
“广州海亦有三路,分三门,而以虎头为大门 。潮汐之所出入,东西二洋之所往来,以此为咽喉焉 。”郑和七下西洋,固然让国力蒸蒸日上的中华王朝声威远播,但为此付出的财政负担也相当沉重 。明人所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说,下西洋“须是动支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来,方才够用”,恐怕不全是夸张的话 。故当年宦官四出搜刮财宝,为朝中大臣诟病之事实,多见于史书 。在广东地方志上,也留下了若干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