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引入如何促进清代的人口增长小番薯大作用( 二 ) _番薯

清代人口的大幅增长中，有许多非自然增长的因素，如康熙五十一年实施“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废除了千百年来按人丁征税的政策，还有统计方式的变化等等，但人口总数迅速膨胀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清人口爆炸式增长而可耕地面积增长有限，虽然粮食等作物产量与品种都有增加，但与人口增长的却不成比例，所以，对土地气候条件不甚挑剔，种植不需太多技术的番薯就大行其道了。
清代民食不足，以政府的力量推广番薯，大约始自于康熙时期。《清稗类钞植物类》载：“康熙时，圣祖命于中州等地，给种教艺，俾佐粒食，自此广布蕃滋，直隶、江苏、山东等省亦皆种之。”可见番薯经明末到康熙时期的流传与推广，其时国内不少地方已有种植，尤其是南方一些省分，已较普遍。雍正至乾隆初，番薯已成为南方一些地方贫苦人家口粮的重要组成部分。雍正年间，一些地方大员给皇帝报告就说明了这种情形：雍正三年(1725年)福建巡抚黄国财奏报：“查泉州府属之惠安、同安、金门沿海处所，去冬番薯歉收，今春又値米贵，近海穷民不无艰苦。”(《硃批谕旨》卷19下《硃批黄国财奏折》)番薯的收成与下层百姓的生活，已有很大关系。雍正六年(1728年)两广总督孔毓珣奏：“查潮州民间原多种番薯，以代米粮，现俱大收，每觔卖钱一文，黄冈、碣石一带每十斤卖钱七文，约计一人一日之食，费钱不过一二文。”(《硃批谕旨》卷7之3《硃批孔毓珣奏折》)清代文献中此类奏报还有不少，可见，乾隆以前，番薯主要产于广东和福建两地，并成为下层百姓日常食物，在发生水旱灾荒的年分，更是小民救饥度荒的救命之物，因此才会进入地方官员给皇帝的奏报中。
乾隆以降，人口压力不断增加，对土壤、肥料及雨水要求都不高的番薯，从南向北得到进一步推广。除了民间自然传播外，官方出面进行的推广起了重要的作用。最初，还是一些地方官员为当地的安定而进行的推广，后来逐渐演变为由最高统治当局出面，大力推广。
自乾隆初起，地方官员推广种植番薯的例子不少。乾隆十二年(1747年)安徽巡抚潘思榘要求全省种植红薯，得到部分落实。安徽凤台县知县郑基“尝循行阡陌，见沙地硗确多不治，教民种薯蓣，佐菽麦，俾无旷土。”乾隆间山东范县知县吴焕彩在当地“教之种番薯，民困乃纾”(《清史稿》，《郑基传》，《吴焕彩传》，卷477) 。较典型的事例是，山东按察使陆燿，总结当时种植番薯的经验，写成《甘薯录》，刊刻发给各府州县，宣传种植甘薯的好处和方法，收到很好效果。大体上，从南到北，逐步传播推广，有些地方推广比较顺利，如江西、安徽等地，有些地方则几经周折，如天津、河北等地，因种秧的保存遇到气候因素的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才得以推广的。《清高宗实录》卷1326载：至乾隆五十年(1785年)，乾隆帝发布上谕，命令以政府的力量，大力推广番薯的种植：乾隆帝在上谕中对山东按察使陆燿进行了表彰，说他写的“甘薯录”通俗易懂，命令“多为刊刻”，“颁行各府州县，分发传钞，使皆知种薯之利，多为栽种” 。又说，现今河南欠收，地方官员要仿照南方省份的办法，大力推广番薯。其他一些地方，也要把《甘薯录》“多为刊布传钞，使民间共知其利，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将此传谕知之。”
至此，番薯在京畿地区和河南等地，进一步大规模地推广开来，成中国境内更广大地区下层人民的主要食物之一。
番薯的推广在清代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意义有四：其一，它成为广大下层人民弥补粮食生产不足的主要手段，史籍中此类记载很多，如赣南地方清初以来人地矛盾突出，百姓“朝夕果腹多包栗薯芋，或终岁不米炊，习以为常”(同治《赣州府志》卷20《物产》) 。其二，在可耕地不足的情况下，也成为山区开发的重要农作物：如湖北襄阳一带，“崇山峻岭，尺寸开辟，其不宜黍稷者，艺薯芋杂以为食”(《皇朝经世文编》卷37) 。其三，它成为国家与人民在战争与灾荒时期的一种主要应对办法。如乾隆后期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期间，清军购买了大量番薯和薯干，用于地方赈济。而乾隆帝对于此种采购番薯放赈的办法表示赞同，并嘱咐负责官员，“所奏采买番薯一万斤，并拨米二千石，为数无多，恐不敷用”，地方官员和军前将领要“多为预备”，迅速运往当地，不要怕花费，如有不够就再拨些银两，“不可仍前惜费，致悮事机。”(《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15)其四，它也成为城市居民日常的一种副食，如《燕京岁时记》所载的，乾隆以后，京中无论贫富，都以煮番薯为美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