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历史解密：东京大审判的历史功绩与缺憾( 二 ) _战犯

第三，东京审判为研究日本近现代史、中日关系史、远东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法特别是战争法规，提供了一个丰富、权威而庞大的历史资料库。
通过东京审判，一是揭露和澄清了以往日本政府隐瞒的许多历史事实，如日军关东军如何自炸铁路，然后反诬中国军队所为，进而挑起“九一八事变”；日本如何密谋策划建立德日意“三国同盟”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等等。为参加和进行东京审判，检察方和辩护方都准备了庞大的资料，仅法庭英文速记就达48412页（日文为10卷）。超过1000万字以上有关证据资料8000件，其中检察方的证据资料为21200页，辩护方为26800页。出庭作证证人为12个国家的419人。

东京审判的缺憾
总体来说，东京审判是公正的，体现了反法西斯同盟国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意志，体现了国际法的正义原则。但同时也应该指出，东京审判存在明显的缺失。可以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只能说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罪行的部分清算，很不彻底，很不完全。
第一，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是东京审判的一大缺憾。
裕仁天皇对日本侵略战争以及日军暴行负有最高领导者的责任，“裕仁独立于政府和官僚政治，在一个彼此制约的复杂的体制中，行使了实权和权威。他参与了制定国家政策，并向陆海军将领们发布大本营命令；他在策动日本对外侵略战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指挥了对中国的所有军事行动。1941年裕仁和他的宫廷近臣们，与陆海军中主张反英美的强硬派联手，从而使亚洲—太平洋战争成为现实”。“无论是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还是1937年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抑或对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暴行——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虐待俘虏、屠杀平民、开发使用化学武器等，裕仁不仅未采取任何阻止行动，反而嘉奖了犯罪者。”
然而，作为侵略战争的最高统帅裕仁天皇却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天皇是日本宪法体制和战争责任体制中的最高权力者，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就不可能彻底追究日本国家的战争责任。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这给战后的日本政治带来了严重后果，造成日本政府和主流社会拒绝对侵略战争进行诚心的反省和悔改，政治上长期右倾化。
第二，没有把“反人道罪”作为独立的起诉原因，是东京审判的严重不足。
“反人道罪”包括日本对朝鲜、台湾等殖民统治地特别是在中国的占领区进行的残酷统治罪行，如在中国实施最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数以千计的惨案和对无设防城市居民的大轰炸，以及强制劳工、强迫妇女做随军“慰安妇”，等等。但在检察官的起诉书中几乎没有涉及这些问题，更没有把日本殖民统治的暴行作为战争犯罪来进行追究。
第三，没有起诉搞细菌战和化学战的日本战犯，是东京审判的严重缺失。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日本战犯中，有5000多名日本军人公然违背国际公约在中国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参与了细菌武器、化学武器的研制、生产和使用，包括惨无人道的用活人进行实验，理应受到严惩，却被美军保护起来，并掩盖其重大的战争犯罪事实，成了为美国提供细菌战研究情报的“有价值的合作者”，而被免于起诉。作为交换条件，石井四郎等20名“细菌战专家”，向美国提交了长达60页的人体实验报告、20页的19年的作物毁灭研究报告和8000张“细菌战实验人体及动物的解剖组织”幻灯片；另还有石井四郎本人从事“细菌战各阶段研究20年经验的专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