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珍贵最惨的大脑，爱因斯坦的脑死后被偷走切片、研究、展出( 二 ) _爱因斯坦

哈维拒绝。
于是他被开除了。
失业后的哈维独自驱车去了费城，在那里，他给爱因斯坦的大脑拍照，测量，最后小心地切成了240块，每一块都有编号，指明它位于大脑的哪个部位。切块被包埋在火棉胶里，又浸泡在福尔马林中保存起来。
然后哈维带着爱因斯坦大脑离开，不知所踪。
时间过去了23年。
1978年，一个初出茅庐的采访人员史蒂芬·列维(Steven Levy)被上级指派了一项任务，寻找爱因斯坦的大脑。
经过多方寻觅，采访人员在堪萨斯州找到了哈维。
在一间远不如普林斯顿医院的办公室里，采访人员目瞪口呆地看着哈维走到房间角落，挪开一个用来装冰啤酒的泡沫箱，又拿起一叠旧报纸，底下是一个写着“哥斯达苹果酒”的旧纸箱，从旧纸箱里掏出两个玻璃罐。里面有些一看就是人脑组织的东西(那是爱因斯坦的小脑)，还有些半透明小块(那是爱因斯坦的大脑切块)，还有些悬浮着的粉红色的线(那是爱因斯坦的主动脉血管) 。
一个超现实的时刻。
1994年时的哈维，举着一个装有爱因斯坦脑组织的玻璃罐。
这么多年来，哈维辗转于美国各地。他的工作找得并不算太顺利(上一份工作为何离职?“因为我拒绝交出爱因斯坦的大脑。对了，前任雇主不给我推荐信，同样因为我拒绝交出爱因斯坦的大脑。”) 。妻子一度威胁要“处理掉那个大脑” 。结果是，他离了婚，独自带着大脑去了堪萨斯州。好不容易才能继续当医生，他利用空闲时间自己研究大脑，没有进展;给一些神经研究者寄过大脑的样本，但那些人同样没有进展。
哈维想了一下，又跟采访人员说，“我觉得，我在一年之内就会有结果了。”
后来哈维在很多年里见了很多采访人员，跟每个采访人员，他都这么说。
“一年之内就会有结果了。”
哈维是个优秀的病理学家，能看出一颗大脑是死于疾病还是外伤。但要比较大脑的异同，找出智慧所居的地方……那是神经学家干的事。
某种意义上来说，普林斯顿医院当初的决定并没有错。
但哈维回不去了。
转机出现在采访人员列维的文章见报后。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神经学家玛丽安·戴蒙(Marian Diamond)读到了这篇报道。
玛丽安·戴蒙在检查爱因斯坦的大脑。
玛丽安·戴蒙是提出“神经可塑性”(neuroplasticity)的科学家。她发现，比起那些生活环境单调无趣的大鼠，那些生活环境里有丰富刺激的大鼠会长出更厚的大脑皮质，大脑是可以被后天环境影响和塑造的，这个概念改变了神经科学。
总之，戴蒙是个极其优秀的神经学家。应戴蒙的请求，哈维给她寄去了一些爱因斯坦的大脑切片。
白发苍苍的哈维，举起一片爱因斯坦的大脑切片。戴蒙当时研究用的正是这样的切片。
1985年，期刊《实验神经学》(Experimental Neurology )刊登了戴蒙和哈维的论文《一个科学家的大脑：艾伯特·爱因斯坦》。论文里比较了爱因斯坦的大脑和另外11颗男性大脑的四个区域，发现在左脑39区角回处，爱因斯坦的“神经胶质细胞：神经元之比”特别高，平均多出73%的神经胶质细胞。那里是与语言相关的韦尼克区(Wernicke’s area)的一部分。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提示，爱因斯坦那个脑区的神经元有着更多的神经胶质细胞支持，消耗了更多氧气和营养。
1955年，到1985年，这是一个拖延了30年的研究。
无论如何，这拉开了爱因斯坦大脑研究的序幕。
1996年，《神经科学快报》上发了一篇论文《爱因斯坦的额叶皮质厚度和神经元密度改变》，认为爱因斯坦的右侧前额叶皮质比其他大脑更薄，神经元密度更大。这可能让信息交换速度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