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究竟是不是赵光义谋害致死的呢( 三 )

起居郎李符给出的理由是，洛阳穷，太穷了，经济凋敝。而且，饱经战火，建筑遭到严重破坏，不适合皇家居住。所谓穷、破烂，都是偷懒鬼的借口，不能成之为理由。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的另一番话，却不能不引起赵匡胤的沉思。李怀忠认为，汴梁已得运河漕运之利，京师地位根基已固，不能动摇，如执意要迁都，百害无一利。
的确，自后梁建都汴梁以降，几代统治者都不断开挖运河，以通漕运。赵匡胤本人建立大宋王朝后，从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开始，就着手在汴梁周围开展大规模水利建设，挖蔡河以达许镇，又从新郑引闵水与蔡河汇合而经陈州、颖州直达寿春。更在汴梁城北开挖五丈河和金水河。时至开宝年间，以汴梁为中心的运河体系已经构建完善，江南的米粟由长江入淮洒，经汴水入京师；陕西的米粟从三门峡转入黄河，入汴水达京师；陕蔡的米粟则由惠民河转蔡河，入汴水达京师；京东的米粟由齐鲁地区入五丈河达京师。
一句话，交通发达，粮运便利，建都在汴梁，可取天下米粟以养京师。这是建都洛阳或长安所不可比拟的。但，这既是汴梁作为京师的优点，同时也是它的缺点。赵匡胤觉得，既然汴梁城中所需物资全仰给于水路，一旦水路被截，京师被围，后果将不堪设想。可是，赵光义却在此时提出了强烈的反对。他引用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一句话作为反驳，说：“在德不在险。”当年，吴起与魏武侯讨论，对国家安全而言，地理因素和政治因素到底哪一方面更重要，吴起就认为，决定国家兴衰的根本因素是政治因素，上古时代三苗氏德义不修、夏桀修政不仁、殷纣修政不德，虽有险固的河山，也不能挽救其覆亡的命运，所以说安邦治国“在德不在险” 。应该说，吴起的看法是正确的。的确，再坚固的堡垒，也会有被攻破的缺口，而这缺口，往往出现在内部。
而有了险固的河山，再加以不断提升国家的政治修为，以德治国，才能长治久安，国运兴隆。去掉地理因素上的影响只一味强调政治修为，就好像银行不设防护措施，只寄希望于以自己的品德去征服别人，用嘴巴去说服劫匪放弃偷盗和抢劫，则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根本得不到保证。要提高国家安全系数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断投入雄厚的兵力。
为此，都城汴梁一带常驻军有数十万，城内外连营设卫，以代替山河之险。为了养活云集于京师的庞大军队，汴梁对运河的依赖性大幅度提高，政府财政负担沉重，百姓困于徭役，苦不堪言。在赵光义的反对下，迁都计划却由此搁浅。赵匡胤不无沉痛地说：“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赵匡胤的预见是准确的。不迁都，京师的生存就全倚仗于运河漕运的供养，运河的开挖和维护就会成为国家头等大事，而无休无止的开挖和清淤就使百姓疲于奔命。
原本，长江下游经济发达，但因为其水路与京师畅通，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京师的粮食和物资主要来源地，负担日见沉重，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这样，当集天下之财于京师之时，京师虽然繁华，地方却更加困厄。
以后的发展，正如赵匡胤所预言一样，百年未到，国力尽耗，长江下游地区经济发展近乎停滞，庞大的军费常常透支国家财政，财政上的“积贫”和军事上的“积弱”终于积重难返。这里，有一个问题，让人困惑。自古以来，统治者选择都城的考虑因素无非是军事、经济、地理位置这三方面：军事上，要求统治者位居都城而内制诸侯外御强敌；经济上，要求都城地处繁华，经济发达，给养自足，不能全盘倚仗于远处输运；地理位置上，要求都城有发达的水陆交通线。赵匡胤和李怀忠等人在论证迁都的可行性上，都紧紧围绕这三方面因素展开。可赵光义倒好，没头没脑地抛了个书袋子，让人觉得其既迂腐，又刻板，不懂得为他们赵家天下分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