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础是什么？( 二 ) _京都议定书

法者，理也，源于生活，橡丛体现公平、正义。律者，束缚也，意味着规则。孟德斯鸠在他的著名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中谈到法的精神，他认为，“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定义下，所有的事物都离不开法律，法律调整社会形态中各种关系，法律也应被放到最高的地位。通过社会理论的构建，考察法律与理性的关系，揭示“法”之内涵，即法律本质上是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
换句话说，法律是蕴涵法治精神的社会规则，其实质意义是通过法律条文体现法治思想、构建法律制度的社会规则。总体而言，法的精神是指“法律和地理、地质、气候、人种、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人口、商业等等都有关，而这些关系就是法的精神”，法律是调整人类社会内部还有与生态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是凌驾于各种关系之上的更高层次的规则。
中国做“负责任大国”的概念包括两方面内容:首先是要对自己负责任。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让人民安居乐业是中国当前最大的责任，也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尽责任的基础所在；其次，“大国责任”就是以尊重整个人类发展为前提，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严格遵循国际规则，履行各项义务。所以“大国责任”应该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也就是说，中国要通过遵循法的精神，在各项国际法的规则下，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
【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础是什么？】当前，气候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的环境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困弊当站在法的角度来看待和解决气候问题，积极参与气候问题的国际谈判，确保国家发展空间的同时，推进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维护负责任大国形象。
从里约热内卢到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2009年作为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已经基本上成为国际共识。然而，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的谈判进程困难重重，其谈判的焦点在于设定温室气体减排的全球中长期目标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摊，尤其是几大利益集团之间以及主要大国之间的博弈。
气候变化问题作为全球环境问题的典型代表，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科学评价活动为背景，气候变化问题被列为影响自然生态环境、威胁人类生存基础的重大问题，国际社会开始通过政治谈判寻找具体对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就是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性问题应运而生的产物，而其发展过程也是一波三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的形成与演进过程请见下图) 。
(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文章插图
1990年12月，联合国大会做出为缔结防止气候变化公约开始政府间谈判的决议。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全世界的共识，达成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文件《21世纪议程》和防范全球气候变暖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梁尺樱约》() 。公约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而且实现稳定在这一水平的时间范围应当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虽然公约明确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但是在政策上却无法落实。由于公约只是一般性地确立了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没有硬性规定发达国家减排的具体指标，绝大多数都不能实现预期到2000年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比1990年削减20%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