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生了几个孩子亲手杀死至亲为争皇位( 二 )


那么,这些理由是否成立呢?值得商榷 。
第一,古往今来,官方面对重大而敏感的突发事件,首先抛出的声明往往是为了稳定局面和安定人心 。所以,不管李弘之死的真相究竟为何,高宗都只能公布那个在政治上最正确的“真相” 。
第二,李弘诚然是一个病恹恹的药罐子,可高宗何尝不是呢?既然高宗可以一直这么病歪歪地活着,而且在李弘死后又活了八年,那凭什么认为李弘就一定会早亡呢?如果说李弘罹患的肺结核在古代属于不治之症,自然会比高宗早死,那么高宗不仅患有风疾,还患有肺结核、疟疾,其健康状况更糟 。
第三,武后能够控制高宗,就一定能够控制李弘吗?答案是否定的 。究其原因,不仅是李弘的性格和政治立场一贯与武后相左,更因为李弘的背后是整个宰相集团!由于高宗的特意安排,当朝宰相几乎都兼任东宫属官,并且基本上都是坚定的反武派 。一旦李弘登基,由这些宰相执掌朝柄,武后不要说想控制李弘,恐怕连自己的命运都不一定掌控得了 。所以,就算鸩杀李弘需要冒一定的风险,武后也没有理由退缩 。更何况,从一个小小的才人一步一步走到天后的位子,在武后漫长曲折的权力之路上,有哪一步不需要承担风险呢?有哪一次不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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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说武后称帝的最大障碍是高宗,所以不该先对儿子下手,这种说法简直不值一哂!因为各种史料都明确记载,李弘死前,高宗已经公开宣布要禅位于他,所以武后才会陷入空前的紧张之中,不得不迅速对李弘采取行动 。
第五,把李泌对肃宗说的话当成“政治说辞”,未免过于武断和草率 。众所周知,李泌是中唐名臣,历仕玄、肃、代、德四朝,但生性淡泊超然,不恋世间名利,一生中四次归隐,到晚年才在唐德宗的一再请求下出任宰相 。试问,这样一个视功名富贵如敝屣的人,会为了达成某种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肆意歪曲历史吗?退一步讲,就算李泌的话确属没有事实根据的“政治说辞”,可问题在于,他面对的不是一般人,而是皇帝;他谈论的也不是一般人物,而是李唐祖宗;并且谈论的不是一般事件,而是武后鸩杀亲子这样一个重大而敏感的历史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性作为依据,李泌怎么敢信口雌黄?就算他敢,唐肃宗岂能听任他胡编乱造、往自己祖宗的头上扣屎盆子?
第六,因骆宾王的《讨武曌檄》中没有提及武后鸩杀李弘之事,就得出“当时没有这种说法”的结论,同样是太草率了 。从近年新出土的一份唐代史料上可以明显看出,在骆宾王起兵反武之前,时人对李弘之死就已经产生怀疑了 。这份新出土的史料是《阎庄墓志铭》 。阎庄的官职是太子家令,在东宫辅佐李弘长达十余年,深受李弘信任 。根据墓志记载,阎庄于上元二年随李弘从幸东都,四月,李弘暴亡 。同年九月,也就是李弘下葬一个月后,阎庄也在河南老家暴亡 。其中的“缠蚁床而遘祸”“随鹤版而俱逝”意味深长,若李弘属正常病故,那太子家令阎庄无论怎样悲伤过度,都是不应当“遘祸”的!而阎庄甚至因之罹祸,最终跟李弘一样死得不明不白,就让后人有理由把怀疑的目光指向武后 。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李弘很可能并非正常死亡,而是死于谋杀 。真凶,就是他的亲生母亲—武后 。因为,无论是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还是出于武后的个人性格,她都完全有可能下手除掉李弘 。既然这一路走来,武后可以在她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除掉她的兄长、姐姐、外甥、女儿,那么这一次,当武后感到她大半生奋斗的一切就要因为李弘的即位而付诸东流时,她为什么就不能亲手除掉自己的亲生儿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