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反目原因：偷听弟弟房事还是不伦恋( 二 )

这一反目，一直延续到鲁迅逝世，二人就此终身断绝了兄弟关系。
到底是什么，使兄弟间产生了近乎不共戴天的怨仇?声称对敌人“一个也不宽恕”的鲁迅，最后10年以写“骂人”杂文为主，却从不提起一度恨不得要他命的弟弟周作人;而周作人，对此同样避开不谈。
在他向鲁迅递上绝交信的前两天，即1923年7月17日的日记，还被他用剪刀剪去了10个字左右，显然是与兄弟反目有关的语句。
如果这10来个字在，真相也许早就大白。
直到1964年， 80岁的周作人才在评价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一书时勉强谈及，他说：“……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
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当时的熟人多方猜测，后世众说纷纭，因为当事人的讳而不谈、长久沉默，至今没有结论。
周作人向哥哥鲁迅递上绝交信的前两天，即1923年7月17日的日记，还被他用剪刀剪去了10个字左右，显然是与兄弟反目有关的语句。如果这10来个字在，真相也许早就大白。
二
二人是否因为生活、观念上的差异而积怨已久?
相反，周氏兄弟从小感情极好。在祖父入狱、父亲又病重的情况下，十几岁的长子鲁迅就挑起了“户主”的重担，请医生等家中一切事务均由他承担，特别是受人冷眼的典当家产，这样给了弟弟周作人一个安全、宽裕的童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作人的涉外手续、生活杂事，也全由鲁迅包办。在鲁迅深感做为弱国子民的屈辱的时候，哥哥照顾下的周作人在日本却称心如意，反觉“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 。
1909年，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结婚;为了在经济上支持弟弟，鲁迅先回国就业，安顿下来后，两年后将弟弟、弟妹接回。
周作人到北大任教授，也是鲁迅向他的老上司、原教育总长、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推荐。
对兄长的照拂，周作人不会不知晓、不感激。
在绝交信事件前的几个月里，兄弟二人在外人看来完全不象潜藏着风暴的模样。1923年3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绿洲七-儿童剧》，文章充满感情地回忆童年时代与哥哥鲁迅一起在桂花树下自编自演儿童剧的情景。
此后，他们还曾共游中山公园，一起出席北大学生许钦文、董秋芳等组织的文艺社团春光社集会，并共同担任该社指导。
7月3日，离反目只有半个月的周作人与鲁迅还同逛东安市场和东交民巷书店。
可见，兄弟二人的失和不是因为生活冲突和观念差异，即使有这个因素，也绝对不可能达到那种反目成仇的地步，这一切必定出自一个非常特别的原因。
该谈鲁迅的弟妹、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了。周氏兄弟失和的具体原因至今无明确说法，但跟羽太信子有关却是众口一词，包括鲁迅和周作人两位当事人后来只言片语的表露。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 。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 ，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这个日本女人自然就是羽太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