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政府岁入1亿两白银乾隆的私房钱有多少( 二 )


诺斯如此定义国家:“一个在暴力上具有相对优势的组织,而决定其地理范围疆界的因素为其对所属成员课税的能力 。”由于在暴力上具有相对优势,所以国家能够明订有效的财产权并致力推行,藉此降低交易成本以促进经济成长 。简单地说,国家用“保护与正义”等服务来交换税收 。但是,如果税收不及提供这些服务的支出,那么国家的利益将会优先于经济体系的有效运作 。具有政治力量的成员集团便具备更大的交易力量,让他们能获得不同的财产权与较低的税负 。因此,政治环境的竞争力、强制力量的平衡,以及财产权的效率,三者的变革都会左右经济成长的轨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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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所用的是单纯的新古典理论模型,其中国家只有单一的领导者,而领导者的目标就是使财富与工具最大化 。他藉此操演政治与经济体制的互动,并且解释了为何国家会经常创造出低效的财产制 。历史上,造成经济体系效率低落主要有两个限制:其一为“竞争性”限制,亦即统治者会避免冒犯有力的臣民,可能会因此接受某个财产权力结构,而不顾及整体的经济效率 。其二是“交易成本”限制,更有效的财产权或许会让整体社会有更高的收入,但是由此产生的更高交易成本则会减少统治者的税收 。举例来说,统治者或许会给予专卖权,因为如此可以降低管理的支出,提高税收,即使专卖权会不利于竞争与成长 。根据诺斯的观点,这两个限制可以解释为何低效的财产权会不断地在历史上出现 。
为什么国家总是难以造就持续的经济成长呢?从统治者的立场来看,成长会带来难以接受的经济与政治支出 。然而,萧条也会对统治者造成风险 。如果臣民拥有政治上的其他选择,无论是来自外国或是国内的对手,在这样的情势下,统治者会不得不做出经济上的让步 。“因此,统治者专制权的程度对各个成员集团而言,是亲近的功能或其替代品 。”尽管新古典单一统治者的国家模型过度简化了经济的动态运作,但它仍正确地让我们注意到在统治者与臣民间,以及在不同的臣民集团之间,相互竞争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 。乾隆朝的皇室财政正好可以印证诺斯的理论,统治者的财产所有权结构与促进经济成长的有效率之间,存在着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