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柳理论主张的核心是“文以明道”说，他们倡导的文体文风改革也是以这个口号为主要标志的 。从这一主张与现实政治紧相关联的实践性品格看，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就这一主张尤其是韩愈“明道”说的内涵来看，却没有比它之前的理论家提供更多的东西；而且一旦脱离了它产生的具体环境，作为一种普遍理论存在时，便会成为一种束缚，成为宣传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论依据，常常使得文章缺乏真情实感，充满道学气 。
韩、柳虽然规定了“明道”是为文的目的，“为文”只是明道的手段，但其古文理论的精华却在于对“文”的论述，也就是说，他们论“道”只关系到写什么，而论“文”则重在解决怎么写，怎样才能写好，相比之下，后者无疑凝聚了他们更多的心力 。后世一些道学家对韩愈大为不满，指责他“第一义是去学文字，第二义方去穷究道理”（《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七），是把道德与文章“倒学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正反证了韩愈对“文”的重视程度 。如果我们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便会发现，韩、柳的古文理论之所以重“道”亦重“文”，甚至有时重“文”超过重“道”，实在是受到了自唐代以来逐渐复归了的杂文学观念的影响，同时也是杂文学观念在特定时期的集中表现 。
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革新文体方面有哪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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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古文运动的影响
韩、柳之古文运动, 最直接之影响, 是在平淡朴实的散文压倒六朝以来盛行之空虚华美之骈文, 令散文恢复传统地位 。古文运动的成功, 产生了一种平淡朴实的新散文, 这种文体在叙事言情上自然远胜于骈文 。人们以之著书立说, 甚至写景、叙事、抒情、言志 。又因韩、柳诸人倾心于古文创作, 唐代之古文成绩昭著, 直至唐末韩、柳去世之后, 骈文方再度抬头 。
唐代之古文运动亦推动其仿文学体裁之发展 。诗人元稹、白居易之诗歌理论直接或间接受到古文运动之影响, 所作之社会诗, 反映现实, 不作无病之呻吟; 而唐代传奇亦因为此运动之副产品, 古文运动之功绩, 是文体之解放, 间接地促进传奇小说之发展 。
韩愈强调儒学, 重视古文, 争取道统, 尝云:「非圣人之志不敢存」, 乃成为中国社会一千余年来道统文学之定论 。贵古贱今之说, 尊圣宗经之论, 深入读书人之心中 。经史一类之文章, 成为文学之正宗, 诗词、小说、戏曲等类的作品, 反为得不到应有的地位 。
韩愈之说, 为道而学文, 为道而作文, 旨在打击六朝浮靡之文, 然而过于偏重文学之实际功用, 而忽略艺术之生命与美之价值 。
然韩愈之理论, 颇有所偏, 重道尚古, 号召复古, 虽旨在于革新, 然容易给人错觉, 造成贵古贱今之观念 。
总的来说, 古文运动的胜利, 使经史成为文学的五统 。同时, 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以唐宋古文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 有力地打击了风靡三百年的绮丽柔弱的文风, 而且直接启示了北宋的古文运动, 其对散文的影响远及清代
欧王韩三苏曾巩柳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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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把个人分别是：欧（欧阳修）、王（王安石）、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曾巩、柳宗元 。他们是唐宋八大家 。
王安石 曾巩 韩遇 柳宗元 苏辙 苏洵的一个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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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北宋文学革新运动的宗师,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代表作品有《五代史伶官传序》《醉翁亭记》《朋党论》《秋声赋》等等,有《欧阳文忠公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