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海权意识淡薄：大清政府向西方列强敞开大门( 二 ) _列强

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将原来对外贸易的四口通商，变为只允许广州一口对欧美各国贸易。嘉庆、道光以后，清廷愈加强化对外商的管理，不断制定各种防范“夷人”的章程。这种愈演愈烈的闭关自守政策，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却进一步阻断了中西文化的交往，错过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科学的历史机会，拉大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造成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悲惨局面。同样，正是因为海权观的缺失，清政府缺乏适当、有效的海防措施。在近代以前，中国的海防安全一直没有遭遇过严重的危机。明代的倭寇，侵扰东南沿海的荷兰、葡萄牙，都没能给中国带来实质性的威胁。明清之际，在统治者的眼中，大海依然是天然屏障。于是我们看到，清代不设远洋海军，只有近海和长江水师，其主要任务是巡防江河、海口和缉捕海盗，兵制等同于内地的陆军。
到鸦片战争前，清军水师中最大的战船是广东米艇，船长104英尺，载重量约150吨，配兵60名，装铁炮十余门，此外还有火罐、藤牌、鸟枪等军器，全都摆在甲板上，没有任何掩护。清军的岸防火炮，大者上万斤，小者百十斤，有效射程不过几十丈，以火绳点火，射速慢而距离近，尚停留在欧洲17世纪加农炮的水平。而19世纪初的英国的皇家海军，早已在船舵、船帆、火炮及造船工艺方面做了全面的改进，其一级战列舰长200余英尺，定员820余人，载炮120门，其炮全部分列于甲板之下，而且燧发点火，射程远、威力大，整个战舰如同一个移动的大型堡垒。
悲剧成为历史的必然
中国在西方眼中曾经是个神秘、强大的国度，但真正接触之后，西方人的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16世纪初叶，早期来华的葡萄牙特使即扬言：“只要从马六甲派出10艘船，便足以轻易地控制整个中国沿海。”乾隆五十八年(1793)，来华访问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看到中国的帆船和兵器与200年前没有什么变化，亦狂妄地扬言：“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大清帝国的海岸舰队，并断绝中国从海南岛到北直隶湾的航运。”面对强大殖民者的贪欲，落后的中国遭受侵略已不可避免。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中华民族的苦难史，也是一部抗争史。面对列强的侵略，面对民族的危局，中国的各个阶层都曾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抗争，晚清的统治者亦然，建设近代海军正是其中一项重要的举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尤其是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台之后，清廷逐步开始加强海防，福州船政局、北洋水师、福建水师等次第建立。
恩格斯曾说，现代的军舰不仅是大工业的产物，也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工厂，一个大量浪费金钱的工厂。作为封建的传统农业大国，中国既不具备发展近代海防的物质基础，也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来长期供养一支近代化的海防和海军部队。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的北洋海军，其装备几乎全部由海外购置的战舰组成，并配备了外国的顾问，表面上已经很近代化，但其内里却充满了封建的陈规陋习，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加之清廷软弱腐败，战略战术、军制军纪和后勤保障弊端百出，这一切决定了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和中日甲午战争。